第二卷 血色战旗 第六百四十七章 松山
曾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夸耀，“第56师团自1942年5月进占怒西以来，在师团长松山祜三中将统率之下，富有必胜之自信，认为本战场为师团之练兵场。故能对十倍之敌，善战异常”。
这个牛吹得有点大，至少在第56师团中序列第一的第113联队，就没有底气这么说。
第113联队是1938年5月在熊本编成的，最初纳入第106师团序列参加了武汉会战，在九江以南的沙河镇和万家岭，两次几乎被国军全歼，其首任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被击毙：在一年后的南昌会战中，继任联队长饭野贤十大佐又被打死。1940年3月该联队撤编，兵员解散。半年后，第113联队又在福冈重新编成，1941年10月纳入第56师团序列。1942年随第56师团进攻缅甸，因为我第一次人缅远征军敌情掌握有误，“漏算”了该师团，被该敌从东线急进包抄击溃退过怒江，算是让其自信膨胀了两年。中国远征军反攻在即，这个“倒霉联队”的好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第113联队现任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即为拉孟守备队队长。中国远征军反攻开始后，松井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方向作战，将守备队长之职委于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又让自己的副官真锅邦人大尉从高黎贡山返回松山协助金光指挥。指挥日，军拉孟守备队后来葬身于松山的就是此二人。
金光惠次郎明治二十九年生人，日本冈山县和气郡人，出身贫寒农家，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大正五年20岁时应征入伍，服志愿兵役10年后，才以军曹资格考入士官学校进入军官行列。按日军制度，少尉候补生出身的军官，平时很难升到大尉，能晋升到少佐是因战时军官缺乏而实行的特例了。
日军陆军军官的正路出身，是从陆军幼年学校或1日制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士官学校，毕业后晋升到少佐大队长这一级，一般不超过40岁。金光惠次郎这个年龄无疑是超大了，被戏称为“老少佐”。大概因为出身不正的原因，这个“老少佐”不像一般少壮军官那样狂傲，显得比较内敛。
以金光这样的出身和个性，虽然担任着守备队长，但实权无疑旁落于第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手里。
真锅邦人明治四十三年出生，日本福冈县筑紫野市人。先后毕业于日本熊本下士官教导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56期，时年34岁，正值少壮。
真锅邦人一直担任前沿阵地指挥。他对松山阵地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并能够合理指挥，发布命令时喜欢大喊大叫，非常严厉。
这个在日本士兵眼中有“威信”、“比较善良”的人，其实是一个残忍之徒。真锅邦人曾任第113联队第1中队中队长。
在隔江对峙时期的一次遭遇战中，在概玛瓢附近，一名赶着拉米的牛车的日军士兵被7名中国土兵包围。当时日军跪在地上求饶，7名中国兵没有杀他。但押着他回去的路上，碰上真锅邦人的中队，于是7名中国士兵反被日军俘虏。一名中国士兵逃跑时被击中，另一名逃脱。当时第1中队长真锅邦人下令，让上等兵高桥用刺刀将跪地求饶的其他5人全部捅死。
谁能据此想象，盘踞松山的日军到底是一群怎样的魔鬼与野兽！
日军以松山、滚龙坡为其东西两大坚强支据点，互为犄角。其堡垒群则作有体系，散布于松山南北之密林丛草、复杂丘陵。日军第113联队及特种兵大队连伤兵约二干余，轻重炮十余门，由松山东端至滚龙坡间正面约四千余公尺，构成若干堡垒群为其主要阵地带。每一堡垒均构成其上有射击设备和交通壕、下为坑道式掩蔽部。其掩体材分四层，由下至上，第一层中径四十至五十公分，第二层三十至四十公分，第三层甘五至卅五公分，第四层甘至甘五公分。其最上层均有覆板。周围则以大汽油桶，三层装土为被覆，并围以纵深四公尺之铁丝网数层。除重炮直接命中始有破坏力外，山野炮均难破坏。
敌堡垒主体之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威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堡垒间之交通壕，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内之坑道掩蔽部，及阵地边缘交通壕，上间有掩盖，或以壕之侧壁掘掩蔽壕成环形，守备阵地或伸出以消灭死角。”
1942年5月进至怒西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现为首位，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于是，缅甸方面军第15军令第56师团出动工兵联队，并从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大批民夫，在工兵联队指挥下昼夜施工，拉孟守备队的兵力也投入到工程之中。
地堡群的修筑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将松山作为进一步进攻保山的前进阵地而考虑，同时以应对远征军反攻为辅，因此主要修筑了本道阵地、原口山阵地等外围阵地共1.7处，其中包括两处渡河监视点阵地。工程由工兵第56联队负责，于1942年底竣工。第二阶段，日军看到进攻无望，转而以松山做支撑点式防御为主，着手对松山腹部阵地进行加固与扩展，共增设、改设及加固原有阵地11处。工程初期由工兵第56联队、后由拉孟守备队步炮兵负责，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
工程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地缺乏水泥，因交通不便也难以从远处运送，这迫使日军在工事设计和就地取材方面做最大努力。所以在修建主体工事的大口径榴弹炮掩体时，将壕沟挖到在地面上只可看到炮口的深度。而壕沟壁分三道防护墙，最外围是夹层，日军把两人合围粗细的圆木锯成两米多长的木板，两层木板中夹厚32毫米的铁板，直栽人士内作防护墙：然后是两排装满土石的铁桶组成沙石防护带：最后是木桩墙，，墙体每隔两段或三段木桩就纵向或横向地用锔子加以固定。壕沟内的柱子也是把几根松木捆在一起使用。
由于缺少水泥，工兵第56联队长小室中佐便命令在松木上面埋上泥土充分地加以固实，再在表面铺上杂草做伪装。以此保证防御工事的强度能够抵御榴弹炮炮击与空袭时的直接命中。后来还发现该构造能够防水，则是意外收获了。
工事建造中最大的体力消耗在于圆木的采伐与运输。小室中佐深知阵地上的大树可作为掩护阵地之用，不能砍。这样，所需的木料就要从主阵地南面山谷中的密林中采伐来。可以想象，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用自制的牵引车与人力来搬运那些松木有多艰苦。这些困难都在日军对“大东亚圣战”之胜利结局深信不疑的狂热中被克服了。
在第二阶段工程后期，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有所动作，日军开始赶进度了。此时，来自北九州福冈、佐贺和长崎等地的日军步炮兵发挥了作用，他们其中很多人人伍前做过矿工，所以懂得如何挖掘坑道。日军让坑道在适当的地方“七”字形弯曲，先往前10米，然后向左右分别延伸20米。修整扩宽后成为洞穴，这样就可以放置兵器、弹药以及储存其他一些物资。扩宽坑道是为了在主兵营遇到炮轰时，可以当作预备兵营使用，同时也可以收容伤兵。洞穴有多个出口，可以避免发生闷死、被埋的危险，各个洞穴之间还互相联通，以达到更高的安全级别。
堡垒的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用以连接各个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可以通过交通壕来回移动。交通壕虽不像地堡那样建造，但由于加有掩盖，且在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可便士兵躲避火炮的攻击，待对方攻入阵地后突然钻出实施反击。此外，交通壕备段还连缀着大量散兵坑，坑口宽80厘米左右，坑内宽些，呈罐状，步兵可以站起来射击。部分据点外设有铁丝网，据点群外围又加设两三道，每道纵深4米，以两米高的木桩或铁桩固定。据点最内层还设置了铁片网，铁片宽2-5厘米，钉在木桩上。在道路路口处，多用拒马开闭。在公路要道死角和铁丝网前，还埋设地雷及用炮弹引信改制的代用地雷。
最后，日军还考虑到恶战时如何确保通讯的畅通，决定以可靠性强的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线连接了各个阵地，把重要的线路深埋在地下。其中单用来指挥重炮阵地的电话线就有6条，其中3条铺设在地面上，3条埋在地下以备地面线路断线时使用。电话交换场所是水泥壕沟，日军把珍贵的少量水泥用在保证通讯上，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此外，各个阵地、指挥本部以及怒江渡河点上面的两个监视哨之间还用6型无线电机联通起来。
至中国军队进攻前，日军已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堡垒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威，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
在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祜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松山阵地已足够坚固严密，但只有杀死所有知道它的秘密的外人，才是真正的坚固。像关东军构筑“满洲国”国境要塞的做法一样，在松山阵地完工后，日军将从各占领区抓来修筑工事的1670余名民夫全部秘密处死。
在怒江西岸，日军对防守做了长期打算。
给所设置的拉孟、腾越、龙陵、芒市、平戛、滚弄等据点的守备队下达的一致命令是：”敌人进攻时，要努力歼灭；我方进攻时，要以此为根据地。”对处于特别战略位置的拉孟守备队，则另有补充要求：“守备队既要应付地面上具有强大优势的敌人，还要对付天上空军的攻击，以少数兵力固守拉孟阵地，使师团主力便于作战。”
基于此，在加强阵地建设的同时，滇西日军的军事训练一刻也没有放松。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足艮着一个前来慰问。
日军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拉孟守备队士兵大开眼界。不久，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又来到松山为创作所谓”国策”电影而采风。
由日本广播协会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随行者包括在日本正当红的春日井梅莺、奥山彩子等歌星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更是让日军士兵大饱眼福。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个日军曹长还在镇安街附近翻车送了命。拉孟守备队的军医中尉高桥富带着卫生兵赶来救护，由于摸到了这些从日本国内来的女人的肌肤，心里充满着亢奋和欣慰。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的最后的挽歌。
日军进占松山不久，拉孟守备队长、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即命令在大垭口开设了“拉孟慰安所”。最初是从缅甸悄悄带来了三四个女人，骗他们说是当女招待，只是斟斟酒。其中三个女人有丈夫，他们也被抓来烧洗澡水，发放慰安所门票。日军强迫这几个女人在其丈夫的眼皮下，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正式征集的第一批慰安妇被装在车厢里运来。最初到达的是10个朝鲜姑娘，日军骗她们是招来为军官俱乐部服务和组织敢死队“保卫她们的国家”，到了运输船上才宣布是来当妓女。尽管这些十八九岁的姑娘流尽了眼泪，还是被强迫着进行“实习”训练后送来了。1943年初，又送来5名日本妇女和5名朝鲜姑娘。
最早送来的10个朝鲜姑娘，则换去了龙陵，换来的仍是10个朝鲜姑娘。
慰安妇在这里被区别对待：日本和朝鲜慰安妇属于“邦人”，受到日军一定程度的关照；中国慰安妇为临时抓来，可以任意凌辱。两年后，日军拉孟守备队末日来临之前，这些慰安妇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人数最多的中国慰安妇地位最低下，遭受到最残酷的折磨。
为加强守备，在加强松山工事构筑外，日军拉孟守备队对松山周围几十个村寨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示范区”……
在盘踞松山期间，日军还多次用捕获的中国远征军战俘进行活体解剖。这种由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首创的灭绝人性的战争犯罪行为，当时已经推广到了各个战场。
日军内部对此事的描述是：“用必须处死的敌军侦探来做实验，给他们注射麻醉药，一边观察身体反应，一边活生生地一点一点地进行解剖，直到人死为止。这是从肉体上改变死刑执行的另一种方法。”
当时日军规定，如果要进行这种解剖，须得到上级军医官员下发的免罪证明才能进行，如果随便进行解剖，将会受到惩处。事实上，没有多少部队在乎这条规定。
这一行为与关东军第731部队利用“马路大”（意为“材料”，日军当时对被解剖者的称呼）进行解剖性质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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