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淮唐决定给书记局写信，请他们在中央执委会内讨论一下，商议组建中原地区党委会的事情。最好还要从革命军队里，抽调一批河南籍贯的干练军官，协同另外一批河南籍贯为主的政治干部，前往匪患根深蒂固的豫西一带发展革命力量。
“……先以联络、争取土匪武装为起点，逐步利用教练、训练名义，掌握兵权，改造匪军……
……政治上应以团结破产农民为主，切记要抵制流氓无产者……
……应当注意豫西一带的特殊民情，挑选与河南绿林蹚将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干部，前往活动……
……先期要确保发展一支完全被中原地区党委会掌握的造反武装……
……为避免袁政府的指责，保证我党在舆论上的优势地位，全部干部不得携带有可能暴露社会党身份的任何书籍、标语或标志……”
除了河南问题以外，另一个使袁世凯狼狈不堪，令北洋政府颜面尽失的问题，就是库伦事件。
去年武昌起义爆发时，革命烈火迅速烧遍全国，就在清政府手忙脚乱地调兵镇压起义时，沙俄认为机会已到，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利用南方革命运动给清廷造成的困难，迫使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辛亥年十一月中旬时，杭达多尔济等人由俄兵护送回到库伦，早就准备好的枪支子弹及追加的一万五千把军刀，由沙俄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通过驻库伦领事，打着私人贸易的幌子送给了外蒙叛乱分子。
沙俄驻库伦的领事官员到处煽动蒙人，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这样，由沙俄一手策动的外蒙“独立”由此开场。
外蒙亲俄分裂主义分子杭达多尔济等人，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称外蒙“宣布独立”，“库伦地方已无须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体驱逐”，限三多等于“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
次日，一队俄兵及携带俄造新式快枪的蒙兵包围了办事大臣衙门，三多见兵单力薄，势不能敌，遂避居俄国领事馆，其卫队由俄兵收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兵看管。此外，局所衙署，如印务处，兵备处、电报局等，均被沙俄军队占领。
所谓“大蒙古国”正式成立，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以“共戴”为年号，这也说明外蒙地区经过满清多年统治，加上晋商对库伦等处的长期经营，华夏文明已经深深渗入蒙古人内心深处，即便是哲布尊丹巴独立建国以后，还要使用华夏传统的年号制度。
除哲佛以外，还要车林齐密特任总理，三音诺颜汗任副总理，杭达多尔济任外交大臣，一个分裂主义政权粉墨登场。
外蒙古独立的总后台是沙俄，这个事实连沙俄自己也不否认。1912年1月，俄国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表示对外蒙愿意提供友好支持——声明打着蒙古人的旗号，要求中国不在外蒙设立行政机构，不驻兵，不殖民，并威胁中国说，俄国将与外蒙古实际的政府发生关系。
其实，在这项声明之前，沙俄政府早就在各方面，尤其是军事上大力支持库伦傀儡政权。外蒙的军队本为乌合之众，不过几千人，又缺枪少械，经与沙俄订立契约，由俄人廓洛维慈为指挥官，授与指挥军队之权，俄人范西礼夫等为教练官，负责训练蒙兵，到辛亥年当年底训练了六个骑兵中队。
至于军械则全由沙俄提供，计快枪四万枝，子弹四千箱，大炮八尊。在沙俄的支持下，库伦当局组织军队在外蒙各地四出征战，扩大地盘，压迫各地王公附和独立，以摆脱自己的孤立局面，并进而骚扰内蒙各地，以图扩大影响。
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要清廷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于5日内离境。沙俄驻华公使接到消息后，立即向清外务部表示愿意出为调停，调停的结果却是奎芳被俄兵以保护为名押解出境，乌里雅苏台为库伦当局所占。外蒙西部重镇科布多自库伦独立后一直拒不响应。库伦当局为了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从5月起即派兵数千围攻该城，守军虽顽强抵抗三个月之久，但因援军未至，弹药告尽，最终失陷。
城破以后，外蒙古分裂匪军就如同在库伦沦陷时一样，如法炮制，又一次对中国商旅进行大规模的杀掠。
的确，在满清统治时期，爱新觉罗氏对于其统治下的民族，往往采取以某族制衡某族的权术操纵。虽然清朝号称满蒙联盟，实际上蒙古人亦备受压迫之苦，驻在库伦等地的清军，后勤都是靠晋商支持，晋商则趁机在外蒙大放高利贷牟利。
到晚清时，蒙古民众欠晋商的钱，几乎是卖掉整个内外蒙古都还不清楚。
所以即便一般蒙古牧民，也多对晋商怀有很深仇恨。这种恨意被少数分裂主义的野心家和沙俄所利用，就酿成了库伦和科布多两次针对汉族人的杀戮掠夺。
这本是清朝反动统治种下的因果，但蒙古匪军以此为借口，对在外蒙地区并未参与过高利贷生意的一般士兵和老百姓，
也展开惨无人道的杀戮与掠夺，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度愤慨。
可是由于蒙古分裂匪军的背后有沙俄支持，再加上无论是清廷还是后来的袁世凯，都把精力花费在对付南方革命军上，根本无暇顾及库伦问题，所以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蒙分裂匪军一步步坐大，直到现在开始大举举南犯沿边各地，梦想把内蒙的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也囊括进大蒙古国的版图。
社会党在蒙古问题上，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然而蒙古兄弟民族的自治，必须建立在消灭蒙古一切反动派和外国殖民者的前提下，在这之前，社会党则坚决反对所谓“大蒙古国”的分裂匪军。
虽然同盟会中不乏章太炎那种真正的皇汉分子，但林淮唐自认为不算一个多么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有可能，林淮唐不仅希望蒙古老百姓能在一个真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里过上自由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朝鲜兄弟民族、日本兄弟民族、越南兄弟民族……都能在这样一个真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享受着自由公民的全部权利。
但袁世凯自己完全不重视蒙古问题，只想着如何铲除革命党人的势力，实现其所谓的“军政统一”，就很让林淮唐不齿了。
“社会党要在库伦问题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林淮唐很快写好书信，他希望以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声，提出社会党的“蒙古方案”。考虑到外蒙古分裂匪军横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背后的沙俄后台，所以林淮唐还是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继续强化“国民外交”的概念。
“……书记局、中执委诸君勋鉴，一卅大罢工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国民外交的方案完全有实行余地，这同样是进一步锻炼我国家民气，培养人民争取国权认识的良好机会……请以中央委员会发电，声明社会党主张的蒙古问题解决方案……林淮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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