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谭延闿也在长沙表示，说是希望能够参与国民大会了……”
喻培伦刚刚回到重庆城下的川东红军前指司令部内，西南特委的几个领导里当然是以熊克武的名声最大，但按照社会党党领导枪的原则，喻培伦作为西南特委书记当然是社会党在整个大西南地区无可置疑的一把手。
喻培伦也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社会党元老，只不过解放战争爆发以后西南地区的革命局面一直没有完全打开，发展进程也比较缓慢，所以喻培伦的声名确实不似陈更新、方声洞那样一样名动天下。
川东红军除组织北上支队由但懋辛指挥解放汉中以外，其余主力部队现在都已经集结到了重庆附近，如果谈判失利，大军就将随时采取武力措施解放重庆。
熊克武拍拍桌子说：“上下川东的袍哥人家全都趁势而动，川军除了倾向国民党的第五师被围在重庆城里动弹不得以外，原本从成都调来增援的两个师，现在也在半道上发生了兵变，再加上各地的袍哥会党纷纷冒用我们红军的名义接管城镇，那两师川军就干脆完全停了下来。”
西南特委的另一位重要领导，同样也是黄花岗起义参与者的饶国梁连连摇头：“这局面是辛亥年保路风潮时太像了！当年保路军功败垂成，最后革命不彻底，让胡景伊这班小人上位，我们是不能再重蹈先辈覆辙了。”
喻培伦跟着说：“红军的水电报顺江而下，川、鄂两省现在都很受震动。刘存厚在成都兵变把四川都督胡景伊也给控制了起来，这点也给其他尚持反动立场的军阀造成很大震动。但刘存厚这个人，相信特委和兵团司令部的同志们也都非常了解了，他狡猾非常，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时刻随风倒，最在乎的只有抓部队和地盘。
现在成都被刘存厚控制，不能排除他有割据川西平原的野心。”
熊克武之前是曾经在特委和兵团的会议上，提出过要不要干脆允诺刘存厚接任四川都督好把他争取过来的建议。但是现在喻培伦已经得到中执委书记局的指示，林淮唐是坚决反对无差别的承认各地地方军阀现有利益的，社会党更不可能允许这些小军阀、小军头们继续做地方割据的美梦。
喻培伦强调说：“中央的指示非常明确，我们绝不承认刘存厚单方面宣布的所谓四川讨袁红军的名义。他必须立刻取缔冒用的红军名义，至于四川军政的善后问题，自然应该留待西南地区的国民大会讨论解决，而不能由某几个军人、政客依靠私人协议来解决。”
熊克武对此稍有犹疑：“红军在西南地区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党的这种做法会不会太不近人情？让刘存厚自己取消四川讨袁红军的名义，是很不给他留情面啊。”
“锦帆啊，这不是情面问题，这是社会党整个政治影响的问题。党的名义之重，是刘存厚可以随便把玩的吗？”喻培伦很严肃地说，“不要说逼反刘存厚，就算逼反整个川军，都不如滥用社会党的名义代价大。”
现在困守重庆城里的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既是国民党人，也是熊克武的老朋友。吕超是四川陆军小学及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在川军中可以算作保定系的旁支，他在同盟会中则和陈其美、汪精卫一干人等关系比较密切，同时因为四川籍贯的出身，以前和熊克武、但懋辛也是老朋友。
所以熊克武一直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放重庆，多少寄希望于靠他自己和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的个人交情，来劝说第五师缴械。
但懋辛也认识吕超，他反而是说：“吕汉群是有政治信仰的，我看他和李烈钧类似，是从根本的价值观上不愿意接受社会党的领导。”
熊克武却还是满怀信心道：“不会，我和汉群也是十年的老朋友了，他看到我在这里，一定会信服我、接受我。第五师如能主动开城缴械，重庆免除战火破坏之余，我们接下来改编川军其他部队的工作也会顺利很多。”
喻培伦和但懋辛都不像熊克武那样乐观，熊克武在同盟会时代算是同盟会中地位、级别都很高的元老一级人物，可能也是因此使熊克武多少有些迷信于他在国民党人里的威信。
其实解放战争打到现在，国民党里的中、左派人物，大多数早在国会纵火案前就已经由于革命理念的分歧退党加入了社会党。即便还有少数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怀有迷信的人，在孙黄隐退以后，也多数由廖仲恺和郑祖荫领导站到了社会党这一边阵营来。
这时候还坚持留在国民党中的，要么是一些完全没有政治信仰的投机者，要么就是一些像李烈钧那样死硬的顽固右派。
“听说廖都督不准备像荪公那样直接加入我们党了。”但懋辛突然提道，“他在广州筹划组织新国民党的中央执委会，也学宋教仁重提造党毁党的口号。”
喻培伦点头：“广州这个新国民党正式形成以后，对红军取缔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割据势力一定是有帮助的。最起码这无数小军阀，就不能在政治上跟旧国民党合流了，仅仅依靠一些武夫单打独斗，很快就会被红军平定。”
红军现
在已经占领了中国除东北以外的全部海岸线，除了云南和西北、东北的部分口岸外，内陆所有割据地方的小军阀都失去了同外国列强直接联系的渠道。
没有列强特别是日本的直接支持，这些小军阀很难给红军造成多大麻烦。
“报告司令员——！”
几人正说话间，重庆城内的川军第五师也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城内守军拒绝了我军开城缴械的要求……！”
熊克武听到这话，两眼微微瞪大，过了一会儿又显得有些怅然若失：“某种程度来讲国民党人里确实也有一些坚持自己立场的革命家，仅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刘存厚这样的投机军人纯粹得多、也高尚得多。”
喻培伦鼻子哼出一声，笑道：“但他们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越是纯粹、越是高尚，便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社会党要治病救人，现在就只能用武力来矫正他们的错误了。”
“司令员，是否按照原定计划对重庆发起总攻？”
喻培伦朝熊克武、但懋辛两人看了一眼，最后缓缓点头：“进攻重庆，这是西南红军在一九一三年的最后一击。我们作为社会党在大西南内陆地区的革命武力，今后必然还要更多艰巨的挑战在等候我们，这一切就从解放重庆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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