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淮唐在马厂火车站的一番演说，基本上就把社会党一两年内的政策明明白白说了一个清楚。正如他过去一直以来所标榜的那样，社会党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意图和理念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一切问题就应该光明磊落地直接讲出来。
具体的行动上社会党人可以采取策略性的斗争办法，但在理念方面，林淮唐是坚持认为绝不能以所谓的“斗争策略”来做掩饰的。
这是关乎于革命初心的问题，容不得一丝“策略性”的变化。
不过林淮唐说得如此直接，听在那些欧美外交官的耳朵里，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少洋人或者默默记下林淮唐的话，或者掏出小本子开始记录下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关键和重要的信息，“社会党有一番理想主义的改革理念”、“新政府公开表示了欢迎外国资本的输入”、“新政府似无排外倾向”、“即将到达北京的林主席表现较天真”……总而言之，即便林淮唐把社会党的一切政策、理念明明白白讲了出来，该傲慢的人也始终只会继续傲慢。
这对彼时的民国而言，又不知道是一种帮助，还是另外一种羞辱了。
林淮唐摇摇头，他在马厂休息了一阵时间，又接待了好几批从山西、奉天等地赶来的代表团，然后便在唐绍仪和外交团陪同下换乘专车前往天津。
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天津，所以中央警卫旅也不能继续保护林淮唐进入天津城区之内。但变通的办法自然也有，过去袁世凯可以靠警察的制服来让军队换一种名义进入天津，社会党人当然也可以重新效仿一遍。
红军中本来就设置有公安总队的编制，社会党很快就知会了唐绍仪，表示红军将派遣公安总队接管天津警察局的一切人员和机构。之后中革军委下令从中央警卫旅中抽调出两个营的兵力，改编为天津公安总队，即可以光明正大开入天津，并继续执行保卫林淮唐等中央领导人的职责了。
外交团方面对社会党的小动作，总体上也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毕竟新政府刚刚向外国表示了如此“开明”、“友善”和“包容”的态度，那么外交团也就没有必要在细节上同新政府斤斤计较——特别是在目前他们尚未物色好一个新代理人的情况下。
应当说日本在首都革命中拙劣的表现，也为社会党的新政府接管北方权力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那些欧美国家的公使们，现在几乎是把百分之二百的精力都拿来针对日本人了，自然帝国主义势力对于社会党掌控中央政权的杯葛机会就大大减少了。
特别是社会党虽然几次公开表示，是社会党在北京的地下组织于事变当天刺杀了宣统皇帝溥仪。但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德国、俄国这三个君主制国家，都出奇一致地坚持溥仪是死于日本人之手，且还坚持用这个理由对日本百般施压。
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并不是无法在事后慢慢回过味儿来，逐渐发现最有可能杀掉溥仪的对象就是红军。
但从这几个国家自身的外交利益而言，英国和日本虽然缔结有日英同盟的条约，但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旨在针对俄国在东方的扩张，现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已经签署了英俄协约，英、俄之间的矛盾被大大缓解以后，日英同盟的重要性便急剧下降，此时日本人对列强在华一致原则的破坏，当然会引起英国的极大的警惕。
对俄国人而言，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对俄国在华势力的持续性侵犯，一致以来就使两国关系极度恶劣，现在好不容易获得一个能够参与围攻日本的机会，俄国人自然也不会放手。
至于德国人，德国对社会党政权绝无一丝好感，但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威廉二世个人的兴趣，威廉二世在北京事变刚刚发生时，即以极为辛辣露骨的语言攻击日本人是当代黄祸云云，现在要让威廉二世再收回这些话，岂非是打皇帝的脸？
“少川先生啊，你现在还认为北京方面有资格和社会党进行地位等夷的谈判吗？”
林淮唐从马厂前往天津市区的一路上，都由唐绍仪相陪同。两人聊得还算投机，林淮唐在这群北洋官僚面前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意图，反正“一段时期”内社会党还是要统战部分能够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旧势力，所以笼络这群人亦尚有必要性可言。
唐绍仪默然不能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摘去了一直戴在胸前的那枚勋一位徽章，苦笑道：
“汉公此来，手提数万大军，兵锋所到之处北方何人能够抵挡？是我书生意气，想得幼稚了。但北方的北洋残部势力盘根错节，新政府如若希望在短时间内就稳定全国的形势，那么我站在个人角度上出发，还是建议汉公对北洋旧部采取怀柔的手段，那些什么战犯惩处的说辞，不是要逼人和社会党顽抗到底吗？”
林淮唐自顾自的笑了起来，社会党人在南京拟的那份战犯名单里头并没有唐绍仪的名字，但北洋军政府的高官大员基本都被囊括其中，包括冯国璋、阎锡山、张凤翙……一大批现在尚握有兵权的封疆大吏或统兵的师长，没一个人能逃出名
单之列。
“我这有句话还是请少川先生帮我宣传宣传吧，我们红军初拟战犯名单的时候，就曾说过，若名单上的人物能够及时举兵起义、反正投诚，那么国民就还有原谅你的余地——这句话就请少川先生为我带去给想听的人听一听吧！”
林淮唐说完，便向跟在他身边的那一大群北方代表挥了挥手，又笑道：
“对不住诸位朋友咯，鄙人公务繁忙，无暇会客，诸位代表若还有要事相商，就请先和我们中央秘书厅的谢主任联系，恕我不能久陪啦。”
林淮唐婉拒了唐绍仪想邀请他到天津英租界总督府饭店用餐的提议，也回绝了外交团那些领事馆们的邀请，而是带着从中央警卫旅中抽调出来的那两个营公安部队，直奔天津警察局而去。
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即起源于此时，当时还叫做天津巡警总局都统衙门，民国肇造以后正式名称则改为天津警察厅，而各省相继设立的警察机构，也都是向天津聘请教官，上海、安徽、江西、湖北以及东北三省效法最为明显。
天津巡警总局的第一任局长是曹嘉祥，第二任局长则是林淮唐的老熟人赵秉钧，所以警察厅内不出意外充斥一批旗人和地痞无赖，当然也包括了不少天津警察教练所训练出来的较合格的警官。
按林淮唐的要求，两营公安总队很快就接管了天津警察厅，中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大部分巡警在红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根本无心抵抗，而原来警察厅的领导绝大多数人早已逃入租界，不知所踪了。
所以社会党不费吹灰之力即控制了天津的巡警力量，并很快将天津警察厅改名为天津公安厅，由那两营公安总队对天津巡警队伍慢慢实行改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北京了。”
中执委书记局除了林淮唐以外，还有林时爽和林述庆两人也一起到了天津，所谓的社会党“三林”又一次凑到了一处，足可以见得这次社会党对于掌握民国中央政府的国家机器是多么充满信心了。
北京在望，林淮唐还是忍不住同林时爽讲道：“我们这次进京赶考啊，要参考好李自成的例子，是绝不能失败了。”
此时林淮唐用文抄公名义发表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书，在社会党宣传部门的大力宣传和行销下，在全国都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林时爽和林述庆都是很认真读过这两部书，因此他们对李自成进京的看法，自然是不会简单局限于什么农民军领袖进城了便迅速腐化堕落云云的程度。
林时爽直接说：“李自成进京不能站稳脚跟，最终失败有三大原因，一是不能怀柔好吴三桂等关宁军阀集团，二是不能充分集中军事力量以制服清军，三是在北京实行的拷掠政策固然很好地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阶层的气焰，但时机上很不恰当，结果给自己树立了过多的敌人。”
林淮唐大笑：“阿文读书真是认真。”
林述庆道：“君汉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书记局此前的会议上大家也都讨论的很清楚了。在当前阶段，我们还是要用统一战线来怀柔一部分旧势力。”
林淮唐微微一叹：“我知道党内有些同志很难接受这种做法，但退一步进两步是我们在革命的具体斗争中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诸君同志都很清楚，欧战在即，到那时候就再没有什么外交团来限制日本的行动了，什么列强在华一致原则也将完全成为空谈。所以现阶段我们必须尽量快的稳定下全国形势，对旧势力只能先采取统战手段，用以应付迫在眉睫的日本干涉战争。”
林淮唐仰起头来，天津上空的浮云且卷且舒，北方冬天寒冷的气候让社会党高层这群南方人多少很有些不适应，但那浅灰色的地平线却又对林淮唐充满了吸引力。
“北京之后……青岛，或者是在关外，也可能将是在整个山东，我们要做好一年内或半年内应对日本干涉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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