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淮唐认知的历史出发，以苏联的情况为例——
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的时候，它的党员数量、它的行政干部资源储备，对于像沙俄这样一个复杂的、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多民族大帝国而言，是比现在的社会党还要“革命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的。
但布尔什维克难道能因此就放弃夺取国家机器控制权的机会吗？
当列宁发起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哈林是否应该拉住列宁的手，告诉他：“亲爱的伊里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两三万名党员，怎么能去妄想夺取一个像沙皇俄国这样高度复杂的、初步工业化的大帝国的国家机器呢？”
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都应该告诉列宁，如果没有几百万合格的干部，布尔什维克就不应该发起十月革命的行动，而应当先到南俄之类易于发展大工业的地方种几年田，等待“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以后，再去夺取国家机器的控制权。
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已从四月纲领时的二三万名党员发展到了拥有十几二十万名党员的规模。但从1921年开始的清党工作来看，这二十万名党员中至少有半数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敌对分子、骑墙分子、蜕化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但这绝不影响布尔什维克在取得国家机器控制权以后迅速地扩大了其影响力，并很快打败了国内外的反动敌人，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
现在社会党的党员数量，大约有十万人左右的规模，比较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仅其半数而已。
但也要注意到，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无论是在国家机器的复杂程度上，还是在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上，都不能同已经初步工业化的沙俄大帝国相提并论，所以社会党要掌握并改造中华民国国家机器的难易度，也是显而易见地低于布尔什维克。
在近代的条件下，有没有掌握国家机器的控制权，不管是对于社会党壮大自身干部队伍的效率，还是对于培植中国产业工人规模的速度而言，都有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是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建时代所不同的。
更何况即便是在封建时代下，即便是以最常被拿出来论述“不应当过快夺取中央政权”的李自成为例，也能看出，李自成的失败绝不在于他过快占领北京，而在于他对满清军事集团的重视性不足，也在于他占领北京以后的整个统战政策出了问题。
以崇祯十七年春的历史形势而言，在当时如果李自成没有迅速东征控制燕、晋形胜，明廷也无法阻止清军的入关，而那些曾迅速向李自成投降的边军同样也会迅速投向清军阵营。结果就是李自成将不仅要面对清军和关宁军的结盟，而且还要面对清军和关宁军、宣大边军、京营的一个更大规模的结盟，这不是一种更为不利的形势吗？
即便以朱元璋的例子而言，朱元璋只存在“不能夺取中央政权”的情况，而绝没有在拥有这种能力的情况下却不去夺取中央政权的情况。
实际上以至正二十七年的历史形势而言，我们就可以注意到朱元璋在此年九月间攻破平江城消灭了张士诚 的东吴政权以后，仅仅在三个月后，便迅速发起北伐，派遣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这样花费了大体十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
可见，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割据政权而取得了夺取中央政权的能力以后，其行动之速，甚至比较李自成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正是由于朱元璋的迅速行动，使得明军赶在了元廷内战决出最后的赢家之前，也赶在了王保保夺取元廷的中央政权以前，就打到了大都。否则若待王保保重新整合北方以后再行北伐，恐怕明军的行动绝不至于如历史上那般顺利。
实际上若非历史的种种误会和巧合，按李自成在皇太极暴病而亡的同一时间，即迅速决策占领北京的行动，若非八旗集团内部以惊人的克制避免了内战，并在多尔衮的领导下于幼主临国的形势下大胆空国出击，后人恐怕大概率将称赞李自成决策杀伐果断云云了。
对社会党而言，只有主客观的结合，积极把握一切机会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去增强工农联盟这一革命根本基础的力量，才是最正确的革命道路。
而夺取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又无疑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力、增强工农联盟的力量，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北京衮衮诸公，俱在此处了……”
林淮唐走下汽车，他的革履西装外还套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灰黑色大衣，由于身材挺拔，站在雪中，便仿佛一尊神像。
他没有接受唐绍仪的提议，由唐绍仪陪同一起抵京，而是选择了带领一个纯粹的社会党班子来北京——嗯，也不能说是纯粹的社会党班子，因为梁启超和廖仲恺两人就坐在第四辆汽车中。
当梁启超和廖仲恺走下车的时候，蔡锷脸色不见变化，但宋教仁、汪精卫等人的神情就非常难看了。
国民党人也都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廖仲恺正在
广州大力操办所谓的“新国民党”，还按照社会党的架构也组织了一个中央执委会，俨然是要另立中央，重建国民党的正统。
“任公……”蔡锷苦笑道，“学生已无面目再见老师。”
梁启超一袭青色长衫，走下车来即正色道：“松坡有什么问题不要同我讲，要和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讲了。”
红军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提“转型正义”这个装点门面的新词了，战争阶段红军对那些阶级敌人和死硬反动派，除了直接用军队剿灭以外，也都是依靠公审大会和国民法院来解决，像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这类多少显得有些温良恭俭让的机构，已经出手很少了。
只是现在社会党回到北京这座古老的首都之城，毕竟还要统战一部分旧势力，所以不便于直接照搬像山东、安徽一带那样激烈的公审政策，这才重新搬出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机关。
听梁启超的话，看来留在北京的这些准战犯，是需要按照“个个检讨，人人过关”的标准进行一遍大清查的。
如果无法通过排查标准……蔡锷心里大概对社会党的排查政策约莫有了一个大致的估计。
廖仲恺也走到前排，他神情自若地和宋教仁、汪精卫分别握手，完全不把一部分国民党右派火焰般的仇恨目光放在眼里。
“遁初，你从前说得对，毁党造党于国民党的革命事业，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但从前国民党毁党造党之余，还是没有做好清查工作，以至于混进来了太多满清余孽和投机分子，这才演至今天这番局面。我在广州已经部署好了工作，我们国民党现在正需要第二次毁党造党运动，要厉行清党，把不合格的党员从队伍中清除出去——已有之全部在册党员，需要人人排查，挨个过关，这才能完成清党！”
廖仲恺的新国民党是以国民党内的左派为主体，但留在北方的这些老国民党人中，也并不完全都是右派分子，同样也包括一些中派和立场不坚定的左派分子。
所以新国民党重新毁党造党之余，也要进行清党，要排查清楚那些手上沾有鲜血的反革命分子。
这种大排查的清党运动，不仅是林淮唐对于国民党的要求，也是他对于包括进步党、共和党在内的南北方一切旧势力的要求。
社会党可以在统战旧势力之余，保持他们的一部分政治地位，但相对的，他们必须在社会党的监督下，按照社会党的要求进行一次空前严厉的清党运动。
林淮唐面无表情，漠然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都是这回清党运动需要排查清除的对象。不打扫干净屋子，还谈何请客做饭，在清党运动结束以前，我们社会党不能承认一切旧势力、旧政党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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