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工作的村庄位于临沂县城东侧的相公庄附近，村子本身没有确切的名称，人们只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叫法，把村子叫做山头或者山口村。
成千上百年以来，这座村庄就处于闭塞中，直到帝国主义的兵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数不清的洋货倾销之下，手工业者首先破产，接着则是农民，继而一些外国人带来的传染病也在山村里横行了起来。
在张皮绠的委托下，越飞把村子里原来一处修道院改为了山口村的卫生所。他自己通晓西医的内外科，也了解一些防治传染病的手段，然后临邑县的党委又委派来了两名懂得草药学的中医来做越飞的助手，这样除了卫生所以外，越飞又在山口村建起了一个药材合作社。
药材合作社的运行模式是这样的：参加合作社的农民需要轮流外出，帮助合作社采集中草药的药材，他们自己在卫生所医治小病、在药材合作社购买膏药等细小药品都是不要钱的，较复杂的治疗则会由乡国大政府报销一部分费用。
此外，红军、公安总队和赤卫队的家属看病，也可以依靠乡国大开出的证明享受免费治疗。
这种模式和俄国农村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出现的一些村社互助团体很类似。其实仔细考究起来，俄国的苏维埃也就是村社“代表会议”或者“委员会”，本来就和乡国大是同一个意思。
俄国由村社互助团体，进而在1905年革命发展为罢工工人“代表会议”、“委员会”的苏维埃，这一切也和中国由农会、工会等法团进而发展为国民大会的政权是类似的。
卫生所的建筑物上，凡是能写的地方，全都写满了革命的宣传标语，上面写有“土地革命八大要求”，具体是这样的八条：
第一条是“推翻豪绅政权，缴械一切讨赤民团的武装去武装赤卫队，保卫乡国大政权”；
第二条是“按土地改革纲领没收豪绅阶级非法占有的财产土地，归乡国大处理，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用”；
第三条是“祠堂、庙宇、教堂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地主的荒沙、田地，都归乡国大处理分给农民使用”；
第四条是“全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乡国大政府及农民垦耕之用，分给烈士家属使用”；
第五条是“宣布一切违反新银行法的高利贷契约概作无效”；
第六条是“销毁一切在法定期限以后未向政府换契的田契和包括口头承诺在内的一切契约”；
第七条是“取消一切违反新单一农业经济累进税税则的包办税则、捐税和厘金”；
第八条是“由信用合作社统一办理低息贷款”。
越飞又注意到一点，中国社会党人所颁布的《土地改革纲领》，还有这份写在墙壁上的“土地革命八大要求”，都对一个用词十分谨慎：那就是全文中都不见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法律条文对于分田所说的都是将某某土地交给某某群体“使用”，而非分配给他们所有。
中国革命还是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一切形势尚未尘埃落定，刚刚在北京诞生的那个新中央政府好像也还没有从宪法角度上解释过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些分田的土地究竟是国有、公有、集体所有还是个人所有？似乎尚是一个模糊地带。
但越飞从这份带有宣传性质的“土地革命八大要求”用词的谨慎上，感到中国的革命同志们一定是倾向于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的，否则他们没有必要在这样的细枝末节上强调分田的“土地使用权”。
这样解释，可以说是土地的所有权是国有或者全民、集体所有的性质，分田的土地改革这是将一部分公有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分配给相应的农民。
王二九闲聊时同越飞讲道：“一开始时，我们是用纸张写标语。后来嘛，一则由于纸张容易坏，二则由于一大捆纸也很不便宜，就改为用墨撞在木桶里，用手提着到处去写标语。最后我们又改为用石灰水写，提个石灰桶，用笋壳作笔，在墙上写很大一个字的标语来搞宣传。”
“那些油印的海报呢？”越飞拿他那还很不流利的中文问道。
“那个油印纸啊……我听说是县城里搞的，他们拿白蜡、松油和皮纸调制出蜡纸来，然后用土法熬制桐油，做出特制的油灰以后，再加上猪油调均匀，稀硬适度，就可以油印了。嗨，老越我跟你说，县里刚从省城运来两台石印机，以后就要用石印的了。”
土法制作油墨的配方，据说是社会党人在梅州山区里的时候就研究出来的。最早他们制作油墨时是用两片瓦，一底一盖，底瓦中央安装锉灯一盏，灯内盛满桐油，装有五六根灯芯点燃着，两瓦相合前面空口再用白纸封住，经过近二十分钟将盖瓦取开后，盖瓦中央便聚成了一球烟灰；将此烟灰用刷子取下，放入陶钵中捣烂，再加入适量从灯内取出的热桐油和事先煎好的猪油加以拌均匀，这样就做好了油膜。
按这种生产方式，大概一百盏桐油灯，每次可产油墨半公斤，日产量则为五公斤多。
“你对这些工艺了解的还真熟悉。”
王二九哈哈大笑起来：“我搞革命以前就是做手艺活的工匠嘛，哼哼，等天下全都太平以后，我准备申请去县城的贫民工艺厂工作。”
贫民工艺厂在过去的战争时期，都是招募红军家属或者伤残战士为工人，主要生产一些日常用品像是鞋袜一类，当时还有用土法熬硝、烧制木炭，甚至做一些较简单的修械工作。解放战争结束以后，这些贫民工艺厂现在好像正在进行什么“改制整合运动”，似乎是把许多家乡镇级的工厂合并起来，开始使用从海外进口的纺织设备和江北国营农场产出的棉花原料生产棉纱。
这些工艺厂的产品一部分由他们自己的商店出售，但总的来说大部分产品还是会通过设在各乡各村中的消费合作社代售。
消费合作社除了会向农民出售各类日用品以外，也会用合适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将会运至县城加工以后再出售到自由市场或者国外去。在内陆地区，消费合作社重点收购猪鬃和桐油等产品，但在临沂农村则是以收购鸡蛋为第一大的项目。
二十世纪初还没有一年能下两三百颗蛋的高产蛋鸡，当时欧美的蛋鸡一年只能下几十颗蛋。鸡蛋产量赶不上人口成长，国际市场上蛋价水涨船高这时候，西方商人将眼光投向热银涌动的中国。在中国收蛋是一门获利倍蓰的大好生意，因为太便宜了，即使贴上运费耗损与关税，跨越大洋运到欧美后还是能大赚特赚。
上海的英国洋行率先在中国收蛋出口，因上海物价最高，洋行很快走入内地。1887年，德商美最时洋行溯长江而上，到汉口建立加工厂，收湖广鸡蛋出口，大获成功。继之进入内地的新厂，则把收蛋据点伸向皖南与苏北的广大农村。
待京汉铁路1906年通车后，洋商收蛋网的分布就更为辽阔，汉口的洋行可以沿铁路北上，驻马店、许昌、开封、新乡与铁路线外的长治都成了收蛋重镇。越往内地跑，收蛋的价格越低。在皖北收蛋用等值于十文钱的当十铜元，3个铜元即30文买两颗鸡蛋；到豫北新乡，货币改用面额1文钱的制钱，鸡蛋3文钱1颗；到了深入内地的山西，鸡蛋更便宜了，2文钱一颗蛋。
在山东农村一颗鸡蛋连一文钱的价钱都卖不出，村民们背上一筐筐鸡蛋，跋山涉水送到收蛋点，将鸡蛋卖给洋商以后，一颗蛋可以赚取一文钱到五文钱不等的价格。但是中间扣除村民运输的路费以后，获利其实是要减少一半左右的。
现在由设到各村村口的消费合作社收购鸡蛋，虽然收购价是三文钱一枚鸡蛋，收购价格比起洋商没有多大优势，但村民不再需要自己负担运输费用，获利实则增加了一倍左右，所以老百姓们自然更乐得将鸡蛋卖到合作社去，而非自费运到县城乃至于是青岛等地的洋商处去。
仅临沂一地的消费合作社，一天时间最多就可以收购多达两吨以上的鸡蛋。这些鲜蛋由村消费合作社统一收购以后，将首先运至县一级的总社，然后在县总社由贫民工艺厂手细的女工打蛋，将蛋清与蛋黄分开。蛋黄在大池中打散摇匀，加入硼酸防腐，是谓“摇黄”，接着通过加热烘烤，将其制作成如雪的蛋黄粉，是为“飞黄”。
根据市场需求的不同，加盐出口日本的叫“盐黄”，加蜂蜜出口欧洲的叫“糖黄”；蛋白也不浪费，可以在发酵之后烘成薄薄的蛋白片。
这些蛋制品在临沂集中以后，或者沿水路运至海州和上海，或者沿陆路运至烟台，如果海运路途不远，鲜蛋可以直接打包出口，大部分半成品的蛋饼则将有华南海运公司运输出口，但另一部分需要冷藏运输的多环节加工蛋制品，则还是需要委托给外国洋行代为出口，这是由于目前国营的华南海运公司尚不能掌握冷链运输的技术。
洋行熟悉旧金山、伦敦与汉堡的盘商，握着欧美的销售路线，报关海运更是老本行，例如，美国最时洋行本身就有船代与保险部门，他们也会设法争夺蛋制品行业的利润。但由于社会党人依托下沉到每一处乡村的消费合作社，掌握了绝大多数蛋制品的鸡蛋原料来源，所以便在出口货款的谈判上占据了很高的优势地位。
比如越飞了解到的临沂县蛋厂，据说外商每订十吨产品需要预付七吨货款，这就使得鸡蛋加工业大部分的利润得以留在了中国本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