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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部队刚一到武鸣县休整，就向前委提交了一份部队改编的心得报告。
“方老总、陈政委，还有方参谋长，好久不见了！”
武鸣之战结束以后，前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包括华南野战军司令员方声洞、野战军政委陈远琪在内的其他高层指战员，都赶来了南宁前线工作。
苏兆征在参加军队以前，主要是负责工会工作，包括他指挥的华南野战军第一独立旅，也是主要由过去的省港工人武装纠察队整编而来。
所以苏兆征的政治态度，自然就比起红军的一般军事干部更加偏左，和“南天王”方声洞很有共同话题，两人关系也是相当好。
方声洞对待他所认为的反动派——诸如大地主、社会名流、贤达缙绅一等人物——总是不假颜色，甚至刻薄狠厉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但方声洞对待他所认为的革命同志和进步群众时，态度又和蔼得过分，以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还常常和一线的士兵、工人、贫农混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阿吉来啦，好得很喔，据说你在湘南改编工作特别顺利？中革军委都专门发了一份嘉奖电报，阿吉快过来，和我们说说你的工作经验。”
苏兆征原名苏吉，辛亥革命以前他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所以按照广东人的习惯身边人常叫他做“水客吉”，特别亲密的则直呼为“阿吉”。
众人都看向苏兆征，反让这位工人出身的红军指战员一下子红了脸。
他摸摸自己后脑勺，讷讷道：“中革军委提倡的三个重点，确实都很重要。首先要掌握情况，要和改编部队交朋友，多做争取工作；其次是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第三是改编要全面、彻底，最好一次办到，不要有反复。”
方声洞连连点头：“你多具体谈一谈吧！谈一谈第一独立旅在衡阳那边的经验教训。”
“嗯！为了做好湘军部队的思想工作，我们在湘军改编部队的每个排都先安排了我们的人，有时候人手不齐，则是主要从地方团体像韶关的工会、农会借调。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进到湘军部队的人员一开始都要带枪，要准备打政治仗。”
方声洞对此有些吃惊：“这很危险！万一出现不测的情况……”
“我明白这点，老总，其实我们在湖南的改编虽然顺利，但也发生过某些负责改编的指导员被湘军杀害，甚至是被湘军活埋的恶性案件。”
苏兆征很严肃地说：“改编过程必须提高警惕，同样也要做好有所牺牲的准备，到后来我们要求所有人员都不要单独行动，并且要尽量安排政治干部住到改编部队的师部、旅部、团部去。
这是因为军阀部队内部一般派系复杂，有时候即便师旅长，甚至团长、营长都愿意接受改编，但其他派系还会有人反对改编。我所遇到的大部分恶性案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由军阀部队内的小派系谋划的。
安排政治干部住到师、旅、团部，多少可以避免一些这种不必要的牺牲。”
他接着又向前委委员们讲了很多湘南改编的具体案例：
“……最初湘军的一些基层军官和少数士兵对我们有些敌意，住进旅部的第一天，我看到他们在房门两边挖土坑，我知道那是用来倒洗脸水和刷牙水的。但我还是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有一个士兵就用挑衅的口气说：‘干什么用？这叫筑工事，抵抗社会党，打红军用的，你不知道？’
我们向士兵强调他们已经接受改编，反而那个士兵火冒三丈说:‘你这个小东西不想活了，谁说我们投降？’后来我还有一次，亲眼撞见三个士兵倒背着枪，其中一人站在凳子上，端着一盆石灰水在墙上写反动标语，质问他们，他们反要问你是干什么的，是哪个部分的。
直到我们直接说‘我们是社会党那部分的，谭延闿都不抵抗了，你们三个还想反！你们身上不是背着烧火棍子吗？有种向我开枪吗？’他们这才擦掉反动标语离开。”
苏兆征又提到军阀部队中的派系问题：
“……在改编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军阀部队和红军不同，派系特别复杂，有的是前清时的巡防营出身、有的是辛亥年的民军武装出身，还有的倾向立宪派那类士绅，有的则属于和北洋系统有千丝万缕关系。
我们改编时会组织军官、士兵开讨论会，他们时常就在讨论会上互相攻击、彼此阶段，甚至动武。一次在讨论谭延闿为什么接受改编的时候，就有个北洋系的军官抢先说‘谭延闿与林淮唐有私人感情……’还是个老湘军打断他说‘老弟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苏兆征说到这里，自己都笑了起来：“他们各拉山头、各霸一方，讨论会上互相攻击揭批越激烈，越有利于我们的改变工作，有时骂到激烈处，互相之间抽出手抢上膛对峙也是司空见惯的。
我们政治部的所有同志，为改编的到来，作了全面的准备，如手边的相关文件一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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