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火车缓缓停靠在前门火车站的月台旁，军乐队奏起欢迎乐来，铿锵的音乐声中，冯国璋和唐继尧二人相继步出车厢。
新近成立不久的新闻总署也组织了一批记者团来欢迎二人抵京，照相机的镁光灯闪个不停，冯国璋很不适应这种阵仗，脸上的笑容十分勉强，反而是唐继尧在云南被诸将完全架空以后，无官一身轻，在和蔡锷通信几次以后，得到蔡锷的保证以后，心态反而变好了许多，这时候还有闲心朝记者们挥手示意。
“欢迎冯先生、唐先生到北京来。”
冯国璋略感失望，林淮唐没有亲自来迎接他们，在车站组织欢迎队伍的人只是中央秘书厅主任谢逸谋而已。
“二位能够放下一切，响应中央的号召立刻到北京来，像这样的举措不仅将得到全国广大国民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将得到中央的信任。”
唐继尧自知他在云南时镇压革命党人，如果严格来说，他完全可以算进“手上对人民有血债”的战犯之列。唐继尧还能以一个客人的身份来北京，而不是以战犯的身份被押送来受审，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梁启超、蔡锷等人从中斡旋，所以他不像冯国璋那样想法很多，对林淮唐只剩下无尽的感激。
唐继尧沉吟道：“贵党号召全国的和平统一，非以武力政策强行消灭各省的异己之声，像这样的民主之量，确非袁世凯所能及。”
全国国大的选举还在各省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确实，国大选举很大程度上处在社会党的把控之中，只能称为有限的民主，但林淮唐确实尊重民国已有的法统和法律，一切都是在合理的法律框架之中进行，并没有像袁世凯以国会纵火案和戡乱动员条例那样，公然强奸民国的法理基础。
国民大会为女性国大代表保留了百分之二十的固定席位，这在女性平权方面堪称巨大的进步。其实辛亥革命前后，为革命牺牲的女性数量实在很不少，诸如秋瑾等烈士更是声动天下，但元年以来的旧国会完全将女性排斥在外，甚至不承认其选举权与选举权，殊无道理。
国大选举中，女姓国大代表拥有百分之二十固定席位，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席位才由男女代表公平竞争。这样的政策当然颇引物议，特别对于此时民风尚十分保守的民国而言，更不啻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但社会党坚持之下，也没人对此有太大的意见，这毕竟不是关系到政权的大事，在多数反对者看来也只能算是细枝末节罢了。
很少有人意识到林淮唐的深意——林淮唐绝不会重蹈袁世凯权谋自为之的覆辙，但这并不代表林淮唐不会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中使用阳谋。
1914年的中国还是一个父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女性国大代表即使强行占有百分之二十的保留席位，也很难独自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几乎可以断定，这些女性国大代表只有在社会党执政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也只有依附于社会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发挥作用。
更要命的是，反动、保守阵营几乎不可能推出什么像样的女性国大代表候选人来，这也就意味着高达百分之二十的固定席位，将长期被进步阵营掌握。
即使保守阵营集中党的力量去推一些女性国大代表出来参选，这无疑也会反过来对保守政党自身的思想、政策造成动摇和混乱，无论如何发展下去，都是有利于进步阵营的。
林淮唐并不掩饰他在制度设计层面对于“民主”的限制和要求，社会党主张的民主，一直以来都是在“工农联盟领导”的前提之下，未来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这个前提则可能转向“无产阶级专政”。
也就是说一切民主选举，必须服从于这两项大前提。同时，在服从于这两项大前提的情况下，社会党所主张的民主制度当然也就绝非是装点门面式的民主，而是使全国国大真正具有讨论和决策能力，真正发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用的民主。
从制度设计层面的细节而言，那就是除了通过女性国大代表的保留席位确定进步阵营的优势以外，其余还有诸如说对选举人开支的限制，所有选举活动的开支被限制于当地国民收入的一定倍数范围内，任何选举人一旦超过法定的选举开支限制，不仅要遭到高额罚款，而且还将被取消若干年的选举和被选举资格。
在法团内部选举中，林淮唐则主张“集选”形式的选举。所谓集选，也就是不能选举单一的候选人，而必须一次性选举若干名选举人组成的集选组，林淮唐坚持集选组最低也必须有四名选举人一起参加。这可以有效避免小型政党的异军突起，因为大多数小型政党是很难一次性推出四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的，在集选形式下极难同大型政党竞争。
这项选举制度上的设计，自然难免遭致许多人的批评。但这项设计又毫无疑问特别有利于大型政党，所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及由光复军改组的东南参政会，都全力支持林淮唐的集选主张。
而且客观的从公论角度而言，集选组的形式确实有利于政局稳定，可以避免旧国会时少数小型政党对国会讨论议程的破坏。
再加上集选形式仅是在法团内部
选举中实行，它对选举议程的破坏也就没有一些舆论批评的那么厉害，像唐继尧就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兼顾民主原则的同时，确实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只要社会党不耍盘外招，坚持在游戏规则以下依靠自己的优势进行公平竞争，唐继尧都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袁世凯的问题在于本来旧国会的选举和组织办法，就是他和宋教仁单方面制定的，可以说游戏规则就是他和宋教仁搞出来的。但袁世凯却自己违反了游戏规则，在社会党缺席，国会根本不满足召开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召开还开除了所有社会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这就是完全破坏民主原则和旧国会的法理基础了。
林淮唐为了确保“工农联盟领导权”的大前提，在制度设计层面还花费不少苦心，例如这次国大选举对参选人的资格有特别严厉的司法限制，任何有犯罪记录的人都被禁止参加第一届全国国大选举，这也可以避免那些在反奸清算运动中遭到打击的反动缙绅趁机混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来。
如果说社会党在政治、军事和金融方面的统制政策能力，已经完全体现出了林淮唐所说的“独裁有胆”或者应该叫做“独裁有能”。
那么在国大的制度设计层面，社会党始终坚持保证全国国大如同宪法所言是真正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国大的人数被限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中，和旧国会相似，总共只有几百人的规模，社会党并没有把国大人数扩大到一个根本没法进行日常议程讨论的上千人、数千人规模；
在这样的人数规模下，全国国大也就得以进行长期的日常讨论，而不是只有每过几年时间才召开一次全会，日常中则把所有议程讨论和决策能力委托给国大的常务工作委员会；
确实在国大的选举和组织方面，林淮唐靠法团的设计确保了只有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政党才能拥有最大优势，通过女性代表保留席位的设计确保了进步阵营的优势，通过集选区的设计避免小型政党对政治稳定性的破坏……
但除此以外，国大作为一个实体真正拥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尊严，绝非橡皮图章的存在，社会党没有在法理上拥有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也没有在法理上垄断和取代工农联盟的代表权，规则毫无疑问极大有利于社会党对国大的绝对主导权，但同时也要求着社会党只有在保证自己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保证自己代表进步阵营的时候，才能确保这种绝对主导权。
从理论上来说，军队还被社会党完全掌握着，也就是说社会党是可以用枪杆子来颠覆国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但从袁世凯的历史来看，没人会比现在的社会党更清楚那种做法对于新中国政治传统的践踏和破坏会多么严重。
有限的斗争应当被保留下来起刺激性作用，避免执政党的怠惰与松懈；法律保证国大中有反对党的声音，林淮唐也相信公开的、党外的反对者，一定要比隐藏的、党内的反对者更容易对付。
实际上反对者也不会因为不允许有反对党的存在而消失，党外无党、帝王思想的结果是什么？是公开的反对者隐藏自己的政见，混进你的队伍里来，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破坏你的政策。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是最顺从的效忠者，但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有力证明了什么叫做隐藏的反对派比公开的反对派破坏力更大。
林淮唐相信反对派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即便实现了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无产阶级内部难道不会因为工会管理问题、工农地位问题、工业化政策问题产生反对派吗？所谓的“左派无限可分”，假使左派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那么一个公开的赫鲁晓夫和一个伪装成服从者的赫鲁晓夫，到底哪一个更危险呢？
历史上的苏联在列宁时代，公开活跃着许多诸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这样的反对者，他们之中诸如布哈林先在外交上反对列宁，后来却在新经济政策上成为列宁最坚定的支持者，始终没有对苏维埃的体制造成动摇和威胁。
后来人是不能过分指责斯大林的，斯大林没有列宁的威望，在和托、季反对派、在和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中，取消一切宗派活动的要求绝对是正确而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但对统一思想的要求不断下滑跌落为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对国家政策方针的统一演变为消灭所有公开的反对派，这就注定了一群像托洛茨基这样已然失势本该成为惹人厌烦的喋喋不休的“公知”角色的人，反而成为了富有号召力的反对派政治神像，这也就注定了无数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反对者将举起你的旗帜、混进你的队伍，成为原比托洛茨基更有破坏性的存在。
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说，那就是公开反对意见的“公知”，远没有隐藏反对意见的“两面人”可怕。
这一点上美国无疑比苏联更高明，在允许美共进行合法活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多办法对美共的活动进行监控和限制。相反若完全禁止美共合法活动，也就意味着丧失对其进行限制的能力，公开的美共和隐藏起来的剑桥五杰，又是何者更加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
无产阶级的斗争性是天生的，但斗争的手段却必须在现实中锻炼、适应和掌握。党不能做无产阶级的保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人民即便从教科书里掌握正确的历史知识，也无法避免被公知的文章蛊惑，能够战胜公知影响的是人民自己和公知的斗争，被保护过度的结果才是会失去判断力，诸如林淮唐印象里早年间许多荒唐可笑的公知文章也能一呼百应那样，反而是频繁的辩论和斗争才让真理越辩越明了。
社会主义不能仅由社会党代表人民来保卫，也需要人民自己来保卫，为此人民需要保持进行斗争的手段和能力，否则即便人民以绝对多数的公投结果要求保留苏联，他们也没有任何手段能够阻止苏共内部的几个头头闭门开会就把苏联解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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