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淮唐为了这一轮红军的大扩军，已经提前做了好几年的准备。过去社会党处心积虑利用农会、工会等法团团体，还有依靠各类民兵武装、军士训练队、速成班培养的基层士官、军官骨干，这时候就能够用于充实扩军之需。
还有此前林淮唐在社会党和红军财政都比较困难的时期，也一直坚持各级职务都要多设副职。这除了考虑到社会党人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常有舍生忘死之举，进而导致一般指战员干部牺牲数量极多外，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未来的扩军之需。
这些在副职上受过相当实践训练和考验的干部，就能很快适应到新的正职工作中去，使红军的大扩军有骨干可以依靠。
姚雨平便对林淮唐的深谋远虑很富有信心：“全党全军在过去数年间的干部梯次储备工作，已经卓有成效。这次红军在兵员规模上进行跨越式的扩充，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方面已经做过了全面评估，我们认为不会对红军野战部队的实际战斗能力造成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影响。”
林时爽颔首：“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完全避免，但这和扩军带来的正面效果相比是完全值得的。”
林述庆也说：“我们过去的战争经验都表明了，在指挥系统通畅、后勤补给正常的情况下，兵力优势是比受训练时限表现更突出的一项优势。问题的重点，在于红军要保障这次大扩军以后，整个指挥系统还是可以像过去一样顺利运行。”
一支军队要在半年时间内扩充两倍、三倍的兵力……这不可能不对军队的评价战斗力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重点在于红军一定要把这种影响控制在扩军产生的正面影响之下。
林淮唐说道：“谁都知道，打仗要靠兵。仗打得越大，需要的兵也就越多，占据兵力优势是军事作战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任何人若不重视兵力上的优势，把什么精兵包打天下的谬论当成军事作战的法则，那都要出大问题。
我想除开外部原因，除开短时期内很难彻底改善的军械装备问题，扩军之余我们主要还是考虑部队的斗志问题，是部队的战斗力问题，反干涉战争一定打得会比解放战争更加激烈、艰苦、残酷，到时候个别干部不愿靠前指挥，甚至编造假情况、打滑头仗，怎么办？
在座诸位，肯定也有人担心部队的成分问题。这么大规模的扩军，战士数量激增，仅靠短训一下就补充进红军，他们的觉悟程度有问题怎么办？打仗除了靠正确的指挥，也要依靠战士的勇敢，勇敢则建立在战士的觉悟程度上，在扩军以后新兵员很可能占到红军总数百分之七十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觉悟十分重要。”
红军在过去的战争中，本来就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整编经验，但林淮唐还是强调说：
“有必要对营以上的干部都进行动员和培训，要让他们掌握诉苦工作的经验和办法，要借鉴北伐时期光复战士的经验和后来解放战士的经验，发动干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进行新旧军队对比，在“诉苦”的基础上，还要再搞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这一定要搞好，这是大扩军的重中之重。”
林时爽第一个表示赞同：“军队该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
土地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肯定是极佳的兵员，作战积极性是值得信赖的。但在山东、淮海、福建三省以外，还没有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土改，这些地区的兵员又怎么样呢？
林淮唐认为：“新兵补充进红军以后，要集中到华东地区进行短训。如果新兵们来自还没有进行土改的省区，他们到华东一带以后，见到了这边土改后乡村的新面貌、新气象，难道不会自发产生对比的意识吗？来自内地的基层兵员，绝大多数只会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如果有过在旧军队如北洋军和其他省军的参军经验，那还要再受一层上级军官压榨打骂之苦。
如能通过诉苦工作，使他们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使他们明白今后反干涉的战争，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是为了使他们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战斗意志就一定可靠。”
诉苦三查都是政治工作的发展，但像李济深这些参谋军官更多还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进行考虑。
李济深又分析了在胶东半岛作战的种种困难：“……胶东半岛地势狭长，海岸线连绵，特别利于干涉军发挥海军优势，对我反登陆作战也造成困难的条件……”
他直直盯着林淮唐，又说：“书记长！如果战争规模不扩大，那么从军学角度考虑，红军胜算实在很小；如果战争规模扩大，则北京首当其冲，将有成为战场的可能性。”
李济深的话绝非危言耸听，自从庚子国变以后，列强都获得了在天津驻军的特权，日本也在天津拥有一支兵力可观的驻屯军。更糟糕的是列强还完全控制着大沽口一带的制海权，如果战争规模扩大，那么干涉军就可以轻而易举自天津登陆，将目前民国的首都、中央政府的驻地北京纳入
攻击范围之中。
李济深忧虑道：“红军的整个中央指挥系统都在北京，如果干涉军进攻北京怎么办？要预防这样的情况，红军就又需要在北京附近保持一支规模很大的预备队，可这对山东作战的兵力需要就会造成更大困难。”
l林淮唐心里也不禁泛起一层苦涩之感，即便在1914年中国的人口也排列在世界第一名，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空前的国家，竟然在兵力方面会如此吃紧。
这个老大国家的社会动员体制，的确是和时代有着极大鸿沟，已经到了不革命不行的地步了啊！
敌人有进攻上的主动权，漫长的海岸线每一处都可能成为干涉军的登陆地点，如果不能依靠政治和外交的手段使敌人在红军挑选的时间点、于红军选择的战场上交战，那么红军胜利的希望便的确渺茫。
“现在首都各中央部委部门还没有筹组完，我们随时可以转移到其他城市。”
林淮唐又想了想：“其他部委先不说，军事方面如中革军委、总参、总政等机关，都要做好战时转移到徐州的准备。”
“徐州？”
如果反干涉战争爆发以后，林淮唐是希望中革军委可以转移到徐州方面指挥作战。这不仅是考虑到徐州方便调度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用这种政治上的办法将干涉军进攻的矛头引导向淮海省较内陆一些的地区。
“徐州是老解放区，如果干涉军要深入中国内地进攻徐州，那对我们来说便再好不过了！红军在淮海省的群众基础要比胶东地区好一些，而敌人的补给线被拉长以后，红军就可以更多发挥主场作战的情报、后勤优势，我军也可以动员地方民兵打游击战。”
除了徐州以外，战时如果中央机关需要撤离北京的话，另一个较好的选择就是郑州。
但林淮唐考虑吸引干涉军进攻矛头的问题，还是认为徐州是比郑州更好的选择，郑州可以作为徐州的备选方案，就像后世抗日战争时重庆其实是武汉的备选方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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