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尽快工业化给统治者带来权力和财富，但对那些因受诱惑而奔往城市、工厂和矿山的人来说，却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幸运。日益严重的物价动荡和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不能不使人们考虑通过集体行动和组织起来而增强自身力量的可能性。
对外国一些先例的了解推动了工会运动和日本社会党正在增加精力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发展，由对外国思想流派更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各种邻保组团体，也携手联合起来。
所有这些为适应由引进资本主义而产生的新条件，所进行的活动，表面上来看是得到新兴资产家的支持，幕后的组织者则当然多是片山潜、北一辉、河上肇等人领导的日本社会党。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特殊部落民解放运动……、
在农村中，逐渐出现新的阶级分化。
农村各阶级中，地主憎恶高额的地税：这些地税是由政府为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及为在工业化中创立新的企业筹措资金而规定的。
佃农阶级则由于日本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在获得了相比过去农奴身份更高的人身自由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生存风险，佃农阶级中的不满情绪同样在迅速增长。
在1894~1895年、1904~1905年和1914~1918年三次战争的刺激下，工业化席卷了大城市、港口并蔓延到矿山、林区和农村的小作坊，但它突然发展起来并具有一种不均衡的形式。尽管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大型企业却是架在其顶端，在两者之间没有中间规模的企业。
卡特尔化在经济的较高层次中盛行，而无情的竞争则是小企业的特色。这阻碍着公开的横向的劳动市场的发展，从而阻碍着工会运动的兴起。
即便到了大正时代，日本大部分企业吸收新成员，还是凭个人间的直接联系，维持着传统的家庭主义。非常落后的农业部门如同一个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经济危机期间，它又象一块海绵，吸收着失业者。
由于丢失职业对失业者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有关生死的问题，因而它就更容易被政府和工厂主所忽视。同这些政治经济条件紧密相连，各种封建行为的社会模式继续存在，从而使阶级关系中的相互服从和相互对抗都超越常态。
所有这一切不利环境的各个方面，都给日本社会党的活动留下了特殊的影响。
河上肇说道：“《治安警察法》的第十七条实际上禁止成立劳工组织和进行罢工，但现在我们在护宪派中的许多盟友，也都在争取废除《治安警察法》的第十七条。”
北一辉则补充说：“我们党去年领导的东京电车工人罢工，其实很明显已经违反了《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但由于市内电车工人工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规模达到上万人的工会组织，所以到最后当局也并没有严格执行十七条，只是抓了工会的十多名干部监禁几个月，不仅不能打击到罢工运动的发展，而且还助推了工人斗争的积极性。”
河上肇说道：“对，大家都发现了只要工会足够强大，警视厅就不敢采取武断措施。”
日本直到1911年才通过了第一个保护工人的重要法律，即《工厂法》，但《工厂法》要到1916年才正式实行，而且《工厂法》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作坊和工厂，日本的大部分工人并不在《工厂法》的保护范围内。
片山潜说：“我们要充分利用护宪派的力量，护宪派一样很害怕《治安警察法》，但他们对《工厂法》这类真正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则还有很大疑虑，我们党要从中多做一些工作……还有土地问题，这关系到农村的归属，你们看看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就明白，农村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明治维新时的“土地大纲”，尽管废除了关于农业财产的封建权利和义务并承认土地私有，但却征收土地税，还只能用货币来交纳，决不能用农作物或其他商品替代。
这很快就迫使许多被解放的农民陷入一种困境，由不久前刚得到土地的小资产所有者变为租佃户或半租佃户。，只有少数人靠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保留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也未能逃脱借贷者的命运。
仅靠经营农业成功的人极少，明治政府在初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地税，以便为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和建设主要工业提供资金。这样，农村仅剩下很少的资本能够用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
农民从没有被大批驱赶离开土地；他们受吸引而离开土地只是由于需要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作。
片山潜做了相关的就业统计，他估计在农业部门工作的人口，依旧是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口数倍甚至十倍以上。
而且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低工资，工人们承受不起割断同农村联系的后果。在城市里，由动力带动的机器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已很普遍；但是在农村，农业生产方式仍旧是非机械化的，依靠劳动强度很大的手工工具。农民们为了免遭饥饿，被迫在村庄中搞一些辅助性的工业
，或将自己的家庭成员送到城市里去工作，或既搞辅助性工业又派家庭成员去城里做工。
“稳定的工业人口的规模仍旧非常小，这严重地限制了支持我们党和工人运动组织的力量……这也意味着，工人运动要在政治上强大起来，必须得到农村投票者的支持，特别是佃农的支持，甚至在都市中，它也必须争取那些临时来城里做工的人。”
片山潜沉吟道：“……对，就是这些人，既是农民又是城市工人，也可以叫做农民工的人群，将是我们日本革命的主力军。”
不过日本的工业发展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女工所占的比例非常高。按照片山潜做的统计，现在日本城市工业的就业人口里，女工数量占到了工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对于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来说可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北一辉就说：“女工在暴力斗争方面相比男工，有天然的劣势。而且很多女工都是临时性的，她们的父亲为她们签订去工厂工作两到三年的合同，然后令其回家结婚。这些女工的经济收入和前途命运，还是被她们背后的家长控制，这种环境下，女工群体里恐怕很难建立有战斗力的或进行政治活动的工会。”
河上肇说：“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鼓吹日本的女权运动，要让全日本的女子觉醒起来，也要发动农村地区的二男、三男革命，要打倒农村的父权和长男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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