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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稚竹和宜兴县县长屠宽其实好多年的老朋友，他父辈又和屠宽的父亲、常州士绅领袖屠寄世代相交，两家关系可谓莫逆。
戊戌年屠老带领常州士人参与变法维新，是当时江南的风云人物。后来康梁一党维新失败，谭嗣同血洒京城，屠老也一度被西太后下令革除功名、永不录用，当时就是朱稚竹的父祖辈向屠家伸出援手，接济屠寄一家的生活。
庚子新政以后，特别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宾天以后，屠寄才重新出山，做过一些常州地方的官职。
他的长子屠宽则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以后，就以以学生练习兵操为由，向两江总督署领到金陵制造局制造的120枝5响后膛快利枪，后来又利用江苏咨议局议员的身分，和朱稚竹一起创办了武阳农会自卫军。
屠家是革命党的鼎力支持者，屠宽更是先锋队的骨干成员之一，但武进县的警察所长何海樵却把屠宽的一个亲弟弟给杀了。
这让屠家怎么想？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屠家的信和人，已经几度找到了朱稚竹的门上，但他自己，也正因为带乡民把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的远房亲戚，活活打死一事，遭到各方责难。
朱稚竹头疼不已，自从北伐军光复常州以后，农民运动就平稳地发展了起来。之前常州下了一场雨夹雪，夜中又骤作暴雨，风势来得更加凶猛，房屋倒塌之声不绝，从窗外望出去，很大的树都有被风拔起来了，天将明，洪水也涨起来了，外边男女叫救之声也不绝，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退。
本地农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农会则迅速活跃起来。
前面提到的朱稚竹、何海樵、屠宽等等常州本地的革命者，都参与到了农会组织救灾的活动中：
或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提岸……等等。
朱稚竹还记得，他到武进县郑六桥一带救灾的时候，当地难民身无完衣，以中国最称富庶的江南地区，一旦天灾来袭，普通的老百姓也只能挣扎在求活的生存线上，朱稚竹才明白过来，先锋队主张的“合作社”、“公社”，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及水稍退，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每日约达五、六百人，农会为之应接不暇。
当时朱稚竹也到常州府城，参加了府城农会会长何健（实际为副会长沈求）召集的苏南农会会议，磋商应付此问题。
农会各县分会会长和先锋队各级干部之间，意见分歧很大。
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来的计划，江南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现在环境变迁，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不便实行减租，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
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天灾之中，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在道义上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形势对农会有利。
朱稚竹、何海樵和屠宽都是支持第二派论调，屠宽当时还在会上直接发言说：
“地主没有武装，无力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而各县农会已经得到有力组织，农会自卫军也接受了相当军事训练，我们并不怕地主。何况江南士绅重名望，若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清名大受影响，对地主来说是很不值得的。
常州现在有六千农军，大可以保证地主士绅不敢出头作怪，故我以为，减租殊无问题！”
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常州府农会会长何健、副会长沈求两人，都是先锋队里的稳健派，持第一派的保守论调。
会议上两派人意见分歧太大，最后也没有确认下来一个明确的方针，只是由何健发表了一番总结讲演，朱稚竹还记得大体内容无非是要各区农会继续做好救灾工作而已，并没有明确在抗租问题上农会到底该采取保守还是激进的策略。
这就直接导致了各县农会各行其是，有的农会采保守立场，有的农会直接采取激进立场。
本来江南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
朱稚竹当时由于本地农会的方针还没有确立，便同意农会会员仍旧依旧法，请地主到田里去看稻。
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那个亲戚，就是在武阳本地有大片水田，当时有一批农会会员上到他家里请他去看稻，先是等候半天才开门，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等他刷刷牙，洗洗面，穿穿衣，食了一餐饭，喝了几口水，吸了几口烟，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才出来见农会的会员。
眼看差不多日下西山，他便问农会会员：“你来做甚么？”
会员答：“遇到大灾，今年田稻恐怕……”
话没说完，就受朱少爷斥责：“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年丰好收获为什么不来报告？年凶你就来！”
这位朱少爷，从前因他叔父朱志尧和先锋队关系密切的缘故，也曾经参加过先锋队政权的一些工作，任过武阳教育处的副处长，平素甚与农会表同情。
但他得知农会有意推动减租以后，居然就数天不到农会办事，还公然带打手到田里向佃农索要十足租，更声称“我叔父在上海做革命党的大官，你们不要不识抬举，再闹下去只好打死几个人”。旋即殴打佃农，把在场的七个佃农都打成重伤，还把其中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年人打折一腿。
朱少爷这种威吓农民的做法，不仅引发众怒，而且极大影响到革命党政权的公信力，让农民不得不揣测起来，是不是革命党的高官真的和清廷疆臣没有区别？
朱稚竹得悉这个情况以后，便亲自带农会自卫军的人，到田上保护农民。朱少爷看到农军的人后，还不以为意，依旧搬出他叔父朱志尧的名字狐假虎威，还指使两个打手开枪示威。
朱稚竹震怒之下，深知这时候如果退缩或者屈服，就会使得先锋队在农民群众里的公信力受到极大影响，这才下令逮捕那位朱少爷，谁知道这位朱少爷自己暴力拒捕也就算了，最后居然被乡民推倒，跌入田埂边的水里淹死了。
这就是朱志尧的远房亲戚，被农会活活打死一事的由来本末。
至于屠宽那个弟弟让何海樵枪毙的事情，则是因为屠宽的三弟在常州做一家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是由从前本地的义塾，改制而来，学校经费来自学租。
所谓学租，即从前的宗田、义租，一般是某些大家族的集体土地，地租收入多用来做私塾的教育经费。
屠宽的三弟坚持“学租是义租，是办学用的，义租是无减的！”坚决抗拒农会的减租政策，还到村里虚张声势，以他哥哥是宜兴县县长的名义来吓唬农民，强行收租。
但本乡农民多受何海樵宣传的影响，何海樵是常州农会里有名的激进分子，他不仅大力宣传抗租政策，而且还在乡下分发了三十多条警察局的枪支，屠宽的三弟倒霉撞上这帮手里有枪的人，当场就被激愤的村民打死，闹成这桩革命政权县长弟弟被农会打死的大新闻。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都由于常州府的总农会没有一个明确决议分发下来，导致各县农会各行其是、各有主张，普通农民和农会会员也均意见不同，这才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
但随着时间发展，很明显的，地主群体和佃农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在飞速激化着。
农会杀了几个据说有“清名”的“良绅”以后，更让形势分外紧张起来，朱稚竹是听说有些地方田主们已经开始重新收买土匪、组织团丁，做起反扑。
农民们则对不愿意减租的田主，也愈来愈激愤，或主暗杀，或主暴动等，手里有枪的农会会员，都主张非要大杀一场才能解气。
朱稚竹不知道他的老朋友宜兴县县长屠宽，被农会杀掉一个亲弟弟以后，立场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
但他焦急等待的常州府总农会的决议命令，终于传达过来了。
“什么！撤退！各地农军都要往常州撤退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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