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起义以后，浙江全省渐次光复，杭州新军虽然推举了立宪派在浙江的领袖之一汤寿潜做都督，但就连汤寿潜自己都没有任何争权的意图，因为任谁都知道浙江大权，当然是在光复会手中。
光复会深耕浙江多年，陶成章为其中的灵魂人物。
他虽然有和蔡元培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研究催眠术的黑历史，但他在经略浙江的时候，却是一双布鞋踏遍全省，也算是真正深入民间，和许多会党人物交流沟通。
虽说陈其美也曾为了策动会党革命而加入青帮，但陶成章在这点上和陈其美却有很大差别。最起码陶成章不像像陈其美那样，加入青帮后，染上毒瘾，又沉迷嫖娼，以至于患了花柳病，享有杨梅都督的美誉。
陶成章在浙江各县秘密活动，拉拢各地会党组建了跨地域的龙华会，有人说陶成章“隐含帝王之志”，或说龙华会的章程较多流露出帝王思想，又或认为陶成章是君主主义者，只是认为应当汉人做皇帝、不应满人做皇帝，这都是不对的。
陶成章在浙南活动会党时，多曾和当地矿工联络，他不堪挨饿，常用麻绳做腰带，脚上穿双草鞋，日行数十里，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一类富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传递入浙南山区内。
自然，陶成章所谓“重视中下二社会之革命”，并不等同于像先锋队那样组织下层阶级奋起革命，而更多打得是联络会党的主意。
这一点就同陶成章的政治思想一样，既有完全幼稚因而显得不为后人理解的一面，也有其实暗藏进步意义的一面。
例如陶成章的确是说过“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
但这话的意思，并非如他的好同志、好战友章太炎那样，最终倒向支持汉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便章太炎，真当袁世凯为帝制拉拢他时，章太炎对洪宪帝制也是不假颜色的。
其实陶成章之所以反对立宪，不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资格”不成熟，还不能一跃而到立宪地步，而恰恰相反，是因为陶成章认为“无论各国立宪，是因为离着封建时代不远，一时不能到平民执政的时代，就把这‘立宪’做个上下过渡的用法。我们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余年，哪里还要用着‘立宪’过渡呢？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
陶成章之所以反对立宪，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政治资格不够，而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资格太高，反而是立宪配不上中国人了，甚至于认为只有封建贵族势力强大的欧洲，才需要立宪制度作为过渡，而像中国，大可以直接进入平民执政时代。
他固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民民主专政的说辞，但在思想上来说，陶成章的思想无疑暗含着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无产阶级民主的进步要素。
陶成章主张革命成功后或由人民选举皇帝，或实行无政府主义，他的政治理想就是《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到那时候，土地没有，也没有大财主，也没有苦百姓，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从此大家有饭吃了，不愁冷了，于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远不用造反革命了，这才是中华国民的万岁。”
当然陶成章理解的无政府主义，显然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差别很大。因为如他所说的“税也轻了，厘捐税关也都废了，兵也少了”，本身就是有政府的情况才存在的。
陶成章更多是对中国历史上平民革命和平民执政的历史，做热情讴歌，并由此出发，认为中国国民的政治成熟程度，反较欧美更高，因此不必立宪，应当一步到位到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更进步的体制上。
不过这种全新的“平民执政”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至少在原本历史上，陶成章到他死于蒋介石刺杀之时，也还没有一个清楚且明确的认知。
当然，现在的情况大为不同。
陶成章人还在杭州，但他的注意力也都像全国人一样都集中到了上海。
他和光复会的同志们都谈论着林淮唐的事情，陶成章案头还摆放着一本《激进社会主义ABC》。
立宪派的汤寿潜虽然是浙江都督，可浙江都督府上下要职都为光复会控制盘踞，所以汤寿潜也必以陶成章的主张为其主张。
“上海发生如此大事，张季老和程、陈两位都督，都来电杭州，请我们派兵支援江苏，还说江苏目前为讨伐林淮唐军需困难，希望分用光复会募集的南洋华侨捐款……”
汤寿潜作为浙江都督，在陶成章的面前做一五一十做着政务汇报，好像他这个都督反而是陶成章这个总参议的下属。
陶成章听到陈其美的名字，冷笑道：“陈其美好嫖妓，上海的钱都不够他用。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给陈其美嫖妓用。”
此前陈其美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向汤寿潜要求帮助二十五万元的时候，陶成章刚到杭州军政府做总参议，汤寿潜问他意见，他称缓缓商量，而汤寿潜明白意思，回电拒绝。陈其美便当面问汤寿潜为何，汤回答称陶成章不允许，也可见陶成章才是浙江真正说一不二的人。
原来浙江会党山堂林立，名目繁多，互不统一，斗争目标不一致，大部分人以仇洋为主义，和义和团一样，反洋人不反大清。他们并不主张从根本上推翻清朝政府，更没意识到要建立共和民国。
浙江会党不像两湖地区的洪江会，组织比较统一，缺乏革命党的排满思想，现在之所以走向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陶成章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根据当时浙江会党的实际情况，积极从事活动，亲自深入山区内地，遍会头目，进行广泛的联络和宣传工作，这样才使浙江会党从“仇洋”一变为“排满”。
陶成章以此强大的会党势力作为后盾，又是现在光复会的首领，所以才能在杭州说一不二，连清廷的大官僚汤寿潜都要对他言听计从。
光复会已经收到了李燮和从上海发出的电报，陶成章读着先锋队的几本小册子，心里也渐渐产生一些微妙的想法。
他对陈其美、程德全、张謇三人的求援不屑一顾，但也知道汤寿潜必倾向于张謇合作，便说：
“坊间传闻孙中山将直接到上海调解事变，我们不能让孙文独占鳌头，这样，我亲自带浙军以调解为名，也到上海去。具体到上海以后，如何行动，还要看时势会怎么发展下去。”
汤寿潜无可无不可，只是默不作声，他知道自己在杭州无非是个泥塑菩萨，就算有意见，讲出来也没人在乎，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陶成章的策略。
或许先把陶成章请去上海，也有利于立宪派重新在浙江掌权？
但汤寿潜还是说：“宁沪与先锋队的问题，本与我浙无关，陶先生到上海以后，非必要情况，万万不能和同盟会的军队或先锋队的军队，发生什么直接冲突。实在不能忍受，咱们大不了退回杭州来。”
陶成章一直有很重的“豪杰情结”，他自诩为中国的第一流豪杰，也把向光复会递出橄榄枝的林淮唐视为同等的豪杰。
因此虽然章太炎几次来信，劝陶成章不要贸然涉入同盟会和先锋队内争的漩涡里，可他还是完全不以为意，只是自信地带领浙军部队出发北上，向上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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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在陶成章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更可以见到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物的复杂性。如陶成章，他和陈其美类似，走的都是会党路线，当然陶比陈更像豪杰，陈则比陶有更多的心计，但他们二人本质上的相似度却非常高。
这一章宇文对陶有较多正面褒扬之词，但这并不代表陶成章在历史上就完全是一个正派人物，或者说要从历史上寻找正派和反派，本来就是一桩无甚意义的事情。
陶成章的政治思想其实是比较幼稚的，例如他因为中国有平民做皇帝做宰相的历史，就认为中国可以跳过资产阶级共和阶段直接步入一种全新的平民政治，可谓相当暴论（假使他真有资产阶级共和这种概念，而非单纯口嗨的话）。
而且像徐锡麟之死，多半也因为陶成章长期讥讽徐锡麟，才使徐锡麟最后做出刺杀恩铭、以死明志的事情。
陈其美、蒋介石、陶成章三人关系紧密，甚至蒋介石还曾经长期接济陶成章的生活，而陶成章毫无证据就造谣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一事，也相当乱来。
至于陈其美，书中的陈其美大多表现了他的负面形象，不过实际上陈其美对同盟会在上海的发展的确提供了极大帮助。其实陈其美出身虽然平平，但也不能说差，他哥哥陈其业算是比较成功的商人，弟弟陈其采在辛亥革命以前更是做到了清廷军谘府第三厅厅长的位置，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
以如此背景，陈其美混进青帮，在当时算是相当“折节下交”了，他的革命意志也是比较纯粹和坚定的。自然，他在青帮里染上抽鸦片、玩女人的种种恶习，就实在过分。
穿越小说肯定会扬抑臧否人物，特别是在改变历史以后，历史人物又会做出哪些他们在原本历史上未曾做过的事情？这部分只能靠作者的推理和想象，合理性和推动剧情的戏剧性都是宇文要考虑的事情，所以本书若扬抑了你所关注的某位历史人物，并不完全等于宇文就是如此看待这一历史人物——
如孙中山、宋教仁、蔡锷、袁世凯等人，后文都会做更多诠释，主旨是在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做大胆又有戏剧性的推演，但这并不代表宇文对这些人物的盖棺定论……求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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