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时爽这句“造不如买，买不如借”，立刻就让林淮唐心里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林淮唐倒也知道当年那一位刘副主席同志所说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其实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中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海外航运的运输能力还非常有限，所以当时为了立刻解决短期内的进出口航运运力问题，在造船工业发展成功以前，先买船组织运输队或是干脆租用外国的运输船队，确实是有些现实意义的。
只是这句话听在林淮唐的耳朵里面，难免使他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林淮唐直勾勾地盯着林时爽好几分钟，最好才终于悠悠道：
“你说得也对，现在的中国连一些成规模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都还没有发展起来，你说得或许也对。”
林时爽好像听出林淮唐的难言之意，正想再说点什么话的时候，工会空地边上的侧门便让人推开，原来中华民国工党的副党魁徐启文，怀抱一摞厚厚的公文走了过来。
“徐秘书长。”林淮唐主动站起身来，延邀徐启文坐到这边座位上，“徐秘书长这么晚过来，是什么公务？”
徐企文原来出生于上海一个小职员家庭，先后肆业于中等工业学校及德文医学堂，因学习成缋优良，有“中外文学俱优”之称，武昌起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瀹智小学任教习。
武昌起义后，徐企文参加了上海地区的反清斗争，发起组织从军十字会，并出任董事，上海的光复，徐企文同样出力不少。此后，他先参加成立了以李平书、伍廷芳为正副会长的中华共和宪政会，并出任宣讲部部长，但很快就因为在保护劳工方面的理念与上海商会的会长李平书不和而离开了中华共和宪政会。继而徐企文便加入了江亢虎成立的早期社会党。
但早期社会党虽然也有如陈翼龙这样才华横溢的工运活动家，党组织整体上却为江亢虎等一班与北洋关系很深的小官僚控制，徐企文在早期社会党里没有待多长时间，便受到曾任东方汇理银行总办、时任上海求新机器制造厂厂主的朱志尧邀请，共同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工党，并被推为临时干事员，在小西门内中华共和宪政会会堂设立事务所，负责筹备事宜。
工党第一次修正草章规定，该党总部设总领袖一人，副总领袖二人，并设庶务、经济、文牍、调查、交通、宣讲、研究、编译等部。各部设主任一人，研究部可设主任若千人。当时工党以朱志尧为正长，徐企文及原工业建设会成员钟衡臧为副长，原中华共和宪政会成员朱绳先为庶务长，庄允升为经济长，严月波为文牍长，原中华共和宪政会成员沈炼石为交通长，洪承祁为调查长，刘滋生为宣讲长，原工业建设会成员陈警庸及钱锦华、范幼兰为研究长——这一批人可算是上海工运活动家的鼻祖级人物。
徐企文名为副长，但负责实际工作，后来工党又应劳动界多数发起人的要求，推举了铁业、机器业、纱业、电业、外国木器业、眼镜业、红木业、雕花业、漆业、丝业、银行业、帽业、织业、寿器业、刻字业、印字业、江帮缝衣业、制烟业的工运领袖，另以那时上海滩比较有名的律师刘血痕为法律主任。
工党组织机构粗具规模，只是很快该党领导层便因意见相左而产生裂痕，朱志尧于《民立报》发表声明，批评徐企文“办法失当，啧有烦言；支部作事乖方，频来诘责”，指责徐企文在工党活动中联络无赖工人，行为过激等等。
徐企文亦刊登启事，反唇相讥，指责朱志尧的声明意存破坏，双方互不相容，关系比较紧张。
林淮唐也还记得朱志尧在马日事变中，站到了猛烈攻击社会党党人的反动阵营一边，徐企文则坚持了保护劳工的立场。马日事变善后结束以后，朱志尧只得被迫离开上海，其部分产业不仅被社会党和上海临时市民政府予以没收，而且工党的主导权也完全落到了徐企文一派手中，最后工党更是以整体合并入了新的中国社会党之内。
工党早期的领导成员，成分极其复杂，中华民国工党的领导成员，成分极其复杂，主要为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头及开明士绅等。当时上海各行业的劳工领袖，大多亦系有产阶级或帮派首领，其一般党员，亦非以工人为主体。
朱志尧掌权的时代，工党曾经公开宣布，工党“万不可摒逐资本家于局外”，更不是“专为反抗资本家而设也”，本党“系工界之政党”，而非“工人之政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朱志尧一次即介绍北市各厂二百多位有产阶级的“工头领袖”入党。
但它毕竟取名为工党，故亦有不少工人尤其是手工业工人参加。他们入党时，一律发给党证和党徽，还是为林淮唐等人后来到上海以后组织总工会的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和相当的基础。
说到底，朱志尧时代工党的宗旨是：促进工业发达；开通工人知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
所谓促进工业发达，即拟组织品物陈列所、劝工场等，如徐企文曾和清江支部发起组织工党第二金银工厂，上海工党翻砂同义会亦曾打算自行集资，设厂制造等；所谓开通工人知识，即拟组织补习所、星期学校等，如有些支部曾组设阅报书社、工余夜课等；所谓消改工人困难，即拟开办劝业银行、工人储蓄银行等，如该党曾议决将原湖南支部所设劝业钱局移沪改设工人银行等；所谓提倡工人尚武，即拟组织工团等，如安徽支部曾组织工程义务团，以备为“征库”时提供服务等；所谓主持工界参政，即向政府提供工业上的议案等，如该党曾就工人的生活待遇等问题拟定多种方案，准备向当时的沪军都督府提出请愿等。
朱志尧时期的工党核心当为第一条“促进工业发达”，实质上就是提倡实业救国，它强调阶级调和，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与资本家通力合作，即所谓劳资合作，以便同欧美各国争存竞胜。
这也是林淮唐最初和朱志尧来往时，一下便认定当时的工党只是一个纯粹的“工业党”性质的组织。无非强调生产高于分配，主张生产力是可以脱离生产关系存在的、具备神圣性的事务。
所以早前朱志尧掌权时期，工党就曾提出过诸如工人如有增加工资的要求，必须先通告各企业家，而不能实行罢工的政策。当时就连立场比起朱志尧左倾很多的徐企文，也曾劝告工人“注意道德，勿为蛮横之行为”。
但无论如何，徐企文和马日事变以后被上海人民所驱逐的朱志尧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能够成为总工会秘书长的原因所在。
即便单纯从“工业党”的角度出发，主张保护劳工的徐企文，也比主张劳资合作的朱志尧高明很多。为了发展实业，不使工人因“过度劳动”而对“劳动问题”产生“恶感情”，徐企文很早就对工人的切身经济利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关心。这在当时的政党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在思想上，徐企文已经认识到“职工者，工业之花也”，“可爱而不可贱”。其次在行动中，他还支持过工人反对个别所谓“不人道”的资本家。如林淮唐初到上海时，上海各厂翻砂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罢工，徐企文曾组织罢工干事会作为工人后盾，使罢工取得胜利。
在上海小木工人罢工期间，面对雇主的解雇威胁，徐企文也亲自出面邀请所谓“素抱人道之资本家二十余人”，共同发起成立工党第一木工公司，以防工人失业，使罢工取得胜利。
现在工党已经完全被合并入社会党之中，原本朱志尧那一派的“开明士绅”、“工头领袖”都被驱逐出去，徐企文则很受林淮唐的欣赏，负责起了更大规模的工运组织来。
林淮唐笑谈道：“徐秘书长如今忙着全国总工会的事情，这么深夜来找我们，我是不是也要学一学周公吐哺？”
徐企文为人比较严肃，没接林淮唐的玩笑话，而是直接抽出几张公文档案，拿给林淮唐、林时爽两人看：
“书记长，自从民国告成以来，南北工界方面便陆陆续续又组织了许多政党，其中不乏有与我们社会党和工会主张类似的组织。”
“哦？这我还没有了解过。”
徐企文说道：“北京有沈佩贞等人发起了一个新工党，还有张树田等人也组织了一个同样叫工党的政党，嗯，还有朱启明等人，筹组了一个中华民工党，然后便是戴季陶，书记长认识此人吗？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在我们党的机关报观察日报上刊登过三期。”
林淮唐和林时爽对视一眼，说：“有些印象。”
“戴季陶也发起组织了一个劳动党，此外还有同盟会的元老前辈谭人凤老先生组织了一个叫做工党促进会的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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