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是何等样人?说他在联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尤其是在生物学界,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在绝大部分的学者、生物学家眼里,此人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学者、冒牌科学家。
李森科其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乌克兰农民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李森科的父亲发现泡水并被冰冻过的种子,在来年的收获季节里,会变得更加早熟,并将这种育种的方法,运用到了实践中。
而成年后的李森科,在基辅农学院毕业之后,将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育种经验,运用到了他的实际工作中,并且还给这种育种方式起了个名字,叫“春化法”,其理论依据来自于法国进化论学者拉马克所提出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获得性遗传”这种理论,是不是真实有效的,直到维克托重生前的那个时代都还在争论,在这里自然也没有讨论的意义。但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生物学界以及进化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即获得性可以遗传的一方,与认为获得性不可以遗传的一方所产生的对立。
认为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著名学者,除了拉马克之外,还有联盟著名的园艺学家、联盟农业科学院院士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米丘林,所谓的“米丘林学派”就是由后者创立的。更加重要的事,米丘林在生前曾经受到过列宁同志的高度评价,他所做的很多工作,也确实对联盟是有益的。
至于说认为获得性不可以遗传的著名科学家中,近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此人创立了摩尔根学派,且创立了染色体遗传理论,他认为遗传物质是不变的,只有基因突变才能产生新的变异,至于什么后天的获得性,根本不可能进入遗传过程。
在这里需要记清楚的一点是,摩尔根是美国人,他在三年前才刚刚过世。
获得性能够获得遗传的争论,在联盟内部自然也存在,而在这其中,坚定拥护米丘林学派立场的人里,李森科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说站在他对立面的人中,则包括了曾经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以及接受瓦维洛夫邀请,专门从美国移民到苏联来搞生物研究的赫尔曼·约瑟夫·穆勒。
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李森科还没有开始推崇米丘林学派的理论,他只是在到处宣扬他的“春化法”,并大言不惭的宣称,春化法不仅能够促成小麦的早熟,还能起到抗霜冻的效果,另外,还能增加作物的亩产,可谓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育种方法。
最初的时候,相关的学术论战并不存在,只是作为美国的移民,穆勒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李森科所介绍的“春化法”,他在经过一番研
究之后认为,所谓的“春化法”其实对作物的增产和抗霜冻,并不具备什么作用,他甚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李森科所介绍的“春化法”不是科学,而是巫术。
就这样,双方的论战一触即发,而迅速被卷进来争论旋涡瓦维洛夫,倒是没有直接批评“春化法”不起效果,他利用自己“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在全联盟范围内找了五十块试验田,分别采取“春化法”进行耕种。结果,最终的实施证明,穆勒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李森科所宣扬的“春化法”的确没有什么效果。
有实实在在的实践做论证,李森科的处境一下子就显得尴尬起来,他要想证明自己的育种方法真的有效,自然也要拿出实际的证据来才行,否则的话,科学可不是传谣言,你想怎么说都行,科学终归是要看实际,看实践的。当瓦维洛夫一方以实践结果为武器,对李森科展开批判的时候,后者除了同样拿出有说服力的实践结果来,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至少从当时来看是这样的。
但事实是,人们都小看了这个还不到四十岁,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家伙了。面对瓦维洛夫等人摆出来的事实,李森科并不应战,他避开实践的话题,继续抨击穆勒,认为穆勒对他的诋毁,就是对米丘林学说的诋毁。
作为一个美国人,穆勒可没有那么多政治方面的思维,在遗传学的问题上,他是孟德尔-摩尔根的拥趸,他坚信后天的获得性是不可能对遗传构成影响的,因此,从学术上说,他也的确是不认可米丘林学派的观点,于是,在面对李森科指责的时候,他索性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的立场,并尖锐的指出,米丘林的学说在遗传学上是讲不通的,是错误的。
于是,至此,双方的争论进入了最高潮。
当时,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也就是当年的年初,恰逢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列宁格勒召开,斯大林同志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出席了这一次会议。
就在这次的会议上,李森科利用发言的机会,对瓦维洛夫和穆勒展开大肆的抨击,当然,他的抨击不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去展开的,而是从政治角度发起的。他在发言中宣称,他的“春化法”是与米丘林同志的学说一脉相承的,因此,是革命的,是社会主义的,也是苏维埃的。
至于反对他“春化法”的那些人,则是反对米丘林同志学说,并坚定拥护摩尔根学说的。摩尔根是什么人?美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持反共立场的美国人,这样一个人的学说,自然也是反革命的,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因而,那些支持摩尔根学派的人,自然也是反革命的,是资产阶级的,是与苏维埃格格不入的。顶点小说
所以,李森科对待学术矛盾的手段,就是:我说不过你
,就给你扣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我反驳不了你的学说,就从肉体上毁灭你。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而就在两个月前,也就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份,列宁格勒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斯大林同志的亲密战友,也是政治上的牢固盟友基洛夫同志,刚刚遭遇刺杀,内务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刚刚进入高潮,按照内务部的汇报,基洛夫同志是死于一场阴谋的,在列宁格勒,甚至是在全联盟范围内,都潜藏着为数众多的反苏维埃分子、间谍分子以及破坏分子。
当时的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难道就为了参加这么一个农业方面的会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里,只能说李森科同志的运气太好了,或者说,他的政治嗅觉太敏锐了,尽管此人不是个搞学术的苗子,但却是个搞政治斗争的行家里手。
他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时机,用一个最佳的借口,将他的学术对手当做政治敌人给消灭掉了。就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瓦维洛夫同志便被判了死刑,作为美国人的穆勒则借口去西班牙支援革命,仓皇的逃离了联盟,不仅如此,当时整个“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几乎都被清洗干净了,这个从列宁时期就建立起来的重点育种机构,就这么彻底被废掉了。
而就在整垮了瓦维洛夫之后,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李森科的际遇可谓是顺风顺水,他很快就成为了克兰科学院院士,两年后,又被授予了一个“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从那之后直到卫国战争爆发,他一直都在乌克兰推动普及他的“春化法”。
前世的时候,维克托虽然对联盟的历史了解不多,可他却偏偏知道李森科这个人,要知道,在维克托的前世,中国的生物学、遗传学界,也曾长期受到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和干扰,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五十年代末,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学术界都不乏反对李森科主义的声音,但同样也一直受到压制。实话实说,李森科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解决学术争端的做法,以及他本人所吹捧的春化法,对五六十年代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注意力从回忆中拉回来,重新放到手里的那封信上。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米利恰科夫同志显然也很不看好李森科所谓的“科学理论”,但按照他的讲述,李森科在乌克兰农业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即便是苏卡切夫也没办法与他相提并论,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大量官员,都高度认可李森科的理论和地位,认为他的育种方法是扭转乌克兰农业局面的最有力武器。
作为一个刚刚离开监狱,重新返回岗位的“戴罪之人”,米利恰科夫可不敢公开质疑李森科,尽管他是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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