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经略使的公署，使用的是从前清朝时绥远副都统的官署。在辕门之外，内蒙古地区的王公排队成列，少说也有二三十号人物，其出身血脉，几乎都是在前清历史中数得上号的“名王”。
自打林淮唐版的《内蒙古善后章程》一经公布，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的底层蒙古族牧民、农奴和汉族佃农，就找到了直接瓜分和占有旗主王公牧场田地的大靠山。
锡林郭勒盟有几个参与库伦分裂叛乱的王公，就被旗地内的牧民纵火烧死在了王府里面。然后当地牧民和农奴，立刻就做了“带路党”，引导前来平叛的草原骑兵集团战士收复各盟旗地，王公所有的牧场、田地，则在随后赶来的社会党政治干部组织下，短短十几天时间内就完成了按人头数量均分的分地。
一时间内蒙古的东四盟和西二盟都是人心惶惶，不少已经参与叛乱的王公，居然还有脸找到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状告林淮唐跋扈专横、谋夺牧场云云。
袁世凯让林淮唐出任蒙疆经略使，本来打的算盘就是扔掉烫手山芋，哪里还会去管这群失了智的叛国贼？
其他一些还没有直接带兵参加分裂叛乱的王公，则立刻放弃了分裂的企图和阴谋，飞快赶来归绥觐见林淮唐，所以蒙疆经略使的公署前面才排起如此壮观的一条长队，随便一块板砖砸下去，估计都能拍死两个扎萨克台吉。
他们都想尽快见到传闻中那位“文殊菩萨转世”的林经略使一面，好赶紧敲定换契之事，保证自家牧场田产的所有权。
和身家财产比起来，库伦那群穷亲戚，顿时就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宋教仁和汪精卫刚刚带着从北京出发的参议院慰问团抵达绥远，在黑绿斑斓似虎皮纹的大青山南麓，荒野和黄沙延伸向漠北的瀚海之中，塞北是山鹰盘旋、狐兔出没的地方，但同样也是蕴藏着大量矿产的中国工业化源动力之一。
包头附近盛产大米、小麦、莅麦、糜子、土豆等粮食和甜菜、油料等经济作物，附近的乌兰察布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年年繁殖大批牛、马、羊、骆驼，地下蕴藏着煤、铁、石棉和云母等大量矿物，西北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多从这儿集散，京津的工业品又从这儿运送到内蒙古西部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去，市面上皮毛众多，据说仅在包头一地，每年经手的绒毛就达到一千万斤以上。
林淮唐出任蒙疆经略使以后，作为“不了了之”刺林案的代价，国民党全面退出了上海地区，汪精卫也辞去了上海副市长一职，现在转任国民党中央的副总干事。
他跟宋教仁一起来绥远做慰问工作，沿途常见到大队商旅经过，甘肃、宁夏、陕西、青海等地的商人到此经营皮毛、药材和粮食生意，看起来一点感觉不到边疆烽火连天的紧张气氛。
“古人说紫荆关外野人家，十里不见桃杏花，遁初，我看未必如此，如果让社会党在这里执政，让林淮唐继续扎下脚跟，或许十年以后，绥远就会成为又一个塞上江南。”
汪精卫在上海和社会党人共事近一年之久，他有多么忌惮社会党的组织性，就有多么佩服社会党改造社会的能力。
宋教仁让跟随慰问团到绥远来的记者们拍下照片，他的眼里充满希望的光泽，走进公署内一见到林淮唐，更是两眼放光。
“君汉！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君汉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形势如火如荼，君汉一到，便见各盟纷纷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真民国开国以来头等奇功。”
宋教仁对林淮唐的夸赞完全出于他的真心实意，但林淮唐只是矜持地微笑两下，心里想的却是可惜内蒙各盟的王公过于识时务，这群人火速归复，并非是真的就归心民国，而是惦记着自己在热察绥各地的旗地牧场而已。
按林淮唐的“乐观想法”考虑，就要这群人全跟着库伦的分裂匪军叛变，他才好大张挞伐，直接将内蒙各处所有牧场田地全部分给底层老百姓。
那样尽得民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汪精卫也走进公署，说：“慰问团来绥远一看，大家都说佩服君汉。京津一带，人人都知道天津的大白菜耐得寒冷，用水也少，对土壤地质的要求也低，可从来没人能想到可以把天津大白菜引来蒙古种植。我们在大青山下观摩数番，都觉得君汉出任蒙疆经略使不过数月，可种种设施规模实在用意深远。”
林淮唐对这群边防形势逐渐好转以后，马上就跑来内蒙古添乱蹭热度的参议员们，并没有多少好感。
他现在就算是对宋教仁、汪精卫这些人，也同样是不假颜色。
然而世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以林淮唐现在的事业、声名和威势，他愈是对人不假颜色，慰问团的代表们反而却越表现得态度亲热。
林淮唐给副官长何贯中打了个眼色，让参谋们将地图资料全部收起，才对宋教仁说：
“宋理事长，蒙古形势复杂，现在我们才刚刚巩固绥远一个省区的国防而已，不仅察哈尔方面形势尚很动荡，而且库伦各属，俱在匪军控制之下，定边安蒙
的事业，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外蒙古的分裂匪军战斗力低下，武器装备也很低劣，真打起来，只要袁世凯舍得投入精力，外蒙古匪军绝不是北洋军的对手。
所以林淮唐并不觉得他现在把匪军赶出绥远有多么厉害，接下来更大的问题，还是外交交涉问题。
外蒙问题还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不仅仅是沙俄的插手，日、英两国还和沙俄互有密约和默契，而袁世凯把持的中央政府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急于得到列强帮助，更不可能表现出强硬姿态。
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外蒙问题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林淮唐自认为应该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是从实际情况考虑，以袁世凯的叛乱来看，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
卢占魁所部匪军被林淮唐打垮以后，草原骑兵集团又陆续在四子部落旗和锡林郭勒盟等地取得亮眼战绩，从外蒙古侵入内蒙一带的匪军多数都被驱逐出境，可就在续桐溪等人准备攻入外蒙地界时，沙俄外交部便公然威胁中国——
“中国进兵外蒙，俄国必当加以干涉。”
北洋军留在绥远的最后一个高级将领，同时也是林淮唐名义上的副手蒙疆经略副使曹锟，便在旁边不阴不阳地插嘴说：
“林使的仗确实打得漂亮，不然也不会逼得老毛子的驻华代办谢金直接出面给我们下哀的美敦书。”
哀的美敦书，就是“最后通牒”的拉丁语音译，曹锟不知道是从哪个幕僚那里学来的这句洋泾浜外语，讲得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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