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刚刚离开国民党设在北京的中央理事会总部，他坐在小汽车里，轻轻摇下车窗，路边爆竹鞭炮里还带着浓浓硝烟气的黄纸碎片，迎风吹到了车玻璃上，古老的首都完全沉浸在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里面。
这是多少年来未曾伸张过的民气？
宋教仁一时间有种梦回辛亥的错觉，只是那时挑灯游行欢腾的是南京市面，而且现在北京人的喜悦，比之辛亥年时除了“光复”的庆幸外，还多着强国的自豪感。
和宋教仁一起坐在汽车里的汪精卫，取下礼帽，竟然忍不住擦了下眼眶，红着眼说：
“咱们的国家啊……遁初，咱们一手创造的这个国家，是真的要强大起来了……”
宋教仁脸上也带着欣慰、自豪和骄傲的笑容，胸前的领带扎的极英挺，初冬时节却也好像如沐春风。
“阿尔哈达山口大捷……民国初建，就能有此边功，林淮唐确实是中国最一流的军事家。我们这个老大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甚至是从晚明以来，武力沉沦、雄风不振，已经成了我民族的痛疾，它吸咬在我们民族的骨髓里，简直吸干了四万万民众的精气神啊。”
宋教仁靠在汽车后排的座椅靠背上，满脸欣慰：“毙、伤南犯匪军四千余人，生擒伪库伦政权的杭达亲王……振作人心，振作民气，林淮唐的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一定要倾力支持！”
汽车继续向袁世凯总统府和陆军部所在铁狮子胡同方向开去，十字路口的左右两端分别有一家酒楼和一家茶馆，无数食客环聚在屋里听戏、喝茶、吃饭，不知道是哪个戏班子，只听见有人以戏腔高声唱道：
“……落锁抽栓开放城，旌旗招展遮红日，人欢马咤向外冲，这一回老将黄忠杀出城去，准备着大战那忠义无双蒲州的关寿亭！”
宋教仁击节称赞：“好！《定军山》、《定军山》，唱得真好！”
他话音才落，马路一旁的酒楼上，就有伙计放下一条长长的红绸布，如长龙伸展，蓦地落下，使人们的双眼不自觉就被吸引过去。
红布上拿黑色的墨水，写着“祝胜利！本店今日消费附赠炒肝一碗！”
汪精卫失笑：“好呀好呀，真好呀，希望今后的民国常常有这样的欢乐。”
宋教仁让司机将汽车开得慢一些，他想多看看道路上北京市民们欢跃的神情。其实不用宋教仁说，司机也开不快起来，因为马路前方的空间，都已经让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堵住，还有一支不知名的戏班子边敲锣鼓边前进，市民群众则高举着写有“蒙古光复”、“胜利”的木牌和旗帜。
一个卖瓜果的小贩，突然间站到马路中央，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岁数小的报童们，还不大清楚报纸上“阿尔哈达山口大捷，林使通电生擒伪汗王”的标题意味着什么。他们一边向喜气洋洋的市民们分发兜售报纸，一边也冲进马路争抢那些不要钱的“胜利果”。
北京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中国人数十年未有的武功，上一次这样的胜利是否还要追溯到左中堂平定新疆？可新疆离北京很远，蒙古则近得多，何况民国的公众，也比左宗棠那时代的市民们更具有公民的爱国意识，自然北京人受到的触动和产生的兴奋，要比几十年前平定阿古柏之乱时更为雀跃和强烈。
许多市民拿着长串鞭炮满街飞跑，敲锣打鼓，有的把面盆也拿出来乱拍、乱捶，宋教仁喃喃自语：
“这样高涨的民意，是没有人能拂逆的。”
在陆军部所在的北京铁狮子胡同前，也聚满了欢庆胜利的市民游行队伍。他们拉住了好几个穿蓝色军服的北洋军士兵，然后团团围住，再合力把士兵们全都高高举起，一起加入到庆祝胜利的长龙中。
四面八方都是鞭炮声，还是白天，但也有许多盏灯笼被提前点亮，灯笼罩外都用红色的墨水写着“胜利”二字。
差不多大街小巷，每处窗口都悬挂着代表民国的五色旗、代表社会党的黑赤旗和代表着中国军队的铁血十八星旗，还有一位带圆框眼镜的学者，拿一片三棱镜折射阳光，把彩虹的颜色照在了官署前的空白照壁上，形成一道仿佛五色旗似的图样。
阿尔哈达山口大捷。
报纸上写满了关于此战的消息，平叛的草原骑兵战士们在山口处截住了由外蒙古伪库伦政权土谢图汗部杭达亲王直接率领的匪军主力。
两军交火之后，经过一下午的激烈战斗，伪库伦匪军被毙伤俘四千余人，几乎算是打断了伪库伦政权的武力支柱。
特别是续桐溪等人率部俘虏的杭达亲王，是伪库伦政权中曾去过俄国游览学习的亲俄派代表。起初哲佛闹分裂独立时，就是委任杭达亲王为答谢俄国的专使，他在伪库伦政权中的身份地位可见一斑。
此人被俘，对于俄国接下来可能的干涉，也将产生很大影响。
大捷消息传回关内以后，当然举国震动，如此胜利，确实是晚清以来
所罕见的光荣。不仅社会党系统的文宣力量全面开动，而且就连国民党、进步党、共和党还有光复会所属的大报小报，也以连篇累赘的专题文章渲染着林淮唐的胜利。
宋教仁和汪精卫刚刚在国民党中央理事会开完会，会议上除了张謇颇有微词，认为俄国的强力干涉马上就要来了以外，其余人等，包括素来很瞧不上林淮唐的章太炎，也同意通过了以国民党中央名义通电支持和赞扬经略使公署重大胜利的决议。
他们现在就拿着这份决议文件，准备到铁狮子胡同找袁世凯，最好能够各方一起发表，以示民国政府的团结，好为接下来的对俄交涉增加底气。
宋教仁这段时间常被林淮唐不假颜色地指责，汪精卫更是让社会党排挤出了上海市政府。但一想到外蒙古在阿尔哈达山口大捷以后，光复在即，两人也同样是喜气洋洋。
宋教仁很感慨地说：“林淮唐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本领？过去北洋军三个师驻扎在绥远，也只能勉强守住内蒙古而已啊。他有什么本领？只带去一个团的兵，怎么就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汪精卫对社会党了解更深，剖析说：
“经略使公署发表的那份善后章程很重要……外蒙古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武力本不强大，寻常一师部队其实就能平定。问题在于库伦地势远隔，人心不附民国，而且汉蒙两个民族之间又有各种隔阂，这才造成进兵困难的局面。善后章程发表和实行以后，蒙古很多牧民纷纷自带骡马南下投奔平叛军，攻守之势异也，情况自然大不一样。”
汪精卫想起他在上海担任副市长时见到的种种情况，还有他有时接见的一些江北、常州籍士绅，很有不少人找他控诉社会党“倒行逆施”、“纵容暴民”什么的，难道林淮唐的胜利就建立在暴民政治之上吗？
汪精卫越是思考，眼里的光亮就越为明显，他自我感觉终于找到了社会党赖以胜利的秘诀——
那就是暴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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