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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血火之始

铁路工人浩大的声势令孙中山大受震动,他勉强用“上京为工人们讨说法”的理由清退了堵路的人群,刚回到车厢内就几乎站立不住。

直到火车重新恢复行驶,孙中山才擦着额上的冷汗和詹天佑说:

“这就是社会党所主张的工运吗?我不知声势浩大如斯!”

火车继续开到郑州以后,由于黄河北岸部分路段也被罢工工人截断,所以孙中山和詹天佑只能暂时在郑州火车站休息。

他们都没想到中国居然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孙中山又想起此前汪精卫、林森等人和他说的“社会党持暴民主义”的说法,禁不住心惊道:

“我和林淮唐有数面之缘,素知他是个主张急进的革命者,却不知道急进到如此地步,稍有不慎,黄钟必与釜瓦一同毁去啊。”

郑州火车站内外都还有不少工人在示威,而且郑州不同于孙中山刚刚经过的郊区路段,这里的罢工活动显然是有社会党人和相关工会组织的领导,整个行动还要再严密许多,但同样不可能完全避免一些打砸的情况。

孙中山看得后怕不已,他本人主张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一项,是带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然而亲眼见到罢工工人的“破坏”后,孙中山的想法不能不有所变化。

反而是詹天佑,坐在那里喝着茶,好像无动于衷。

“先生,我在德宗朝时就主持着中国的铁路建设,听过也见过不少事例,铁路工人的条件待遇确实是差了些。”

孙中山不悦道:“此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缘故,又岂止铁路工人的待遇差?难道农夫、长工待遇就好吗?若大家都这样破坏一遭,中国还谈什么建设。”

詹天佑摇头:“先生知天佑曾在美国留学吧?彼时美人修筑两洋铁路,亦用华工,由于工人生活待遇条件极差,华工中十人即死一人。我回国筑路,虽吸取教训,可总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部分路段工人的生活待遇甚至不及数十年前之美国铁路华工。”

孙中山还是忧心忡忡:“我看见工人多树社会党的旗帜,实在为林君汉担心,自古操弄民意者都没有好的下场。他挟民气以自雄,短时间内是显得声势浩大,可长此以往……实令人担心。”

詹天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放弃和孙中山继续争论,只是从地上捡起了一本不知道哪位罢工工人掉落的《激进社会主义abc》,随手翻了两页后莞尔一笑,便收入手提包里。

坐在他对面的孙中山则按着太阳穴,神情很是焦灼:“这样吧,詹博士你继续去北京,我要留在河南去见一位朋友。”

“朋友?先生在河南还有朋友吗?”

孙中山长叹一声:“一位好对手,也是一位好朋友——我要去项城找袁世凯。社会党现在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担心,如果林淮唐不承认国会大选的结果,又闹出其他事情来怎么办?工人再起来闹事,国将不国。不管袁世凯中俄交涉上犯了多少错,他毕竟是个老成持重的爱国者,要维护中国局面,必须要得袁世凯相助。”

自打南北议和告成以后,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几乎算是退出政坛。这以后他虽然还保持着国民党内的职务,可基本没有参与过国民党的改组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央理事会的任何一场会议,算是完全放手给宋教仁去做了。

直到现在,他在郑州铁路上亲眼目睹着社会党造成的种种乱象,孙中山才终于恢复了参与政治的想法。

使孙中山为中国前途感到担心的不是社会党的势大,而是那些罢工工人眼里的火焰,他怕这股火焰会将新生的中华民国吞噬,也会将好不容易焕发出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推向另一个深渊!

詹天佑大为惊愕:“袁世凯丧权辱国,为天下人所唾骂。先生身为缔造民国的元勋,应当爱惜清誉。”

孙中山微笑说:“为国家计,何惜此一副名誉!”

詹天佑在晚清时曾长期在北洋系统内的开平矿务局和京张铁路工作,他和袁世凯共事过,对这只老狐狸有所了解,深知袁世凯的下野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术手腕,一旦给袁世凯机会,北洋势力就很可能卷土重来。

和袁世凯相比,这些罢工工人又算什么一回事呢?

但面对孙中山的神情,詹天佑又说不出什么劝告的话语——他知道自己说了也没用,根本不可能劝得动孙中山。

孙中山站起来,面向火车站的大门,喃喃道:“社会党都是一些在政治上缺乏修养的少年人,让他们主国政,就如眼前郑州的乱象一般,是要坏事的……”

几名警卫赶紧跟上前去,簇拥着保护好孙中山,月台站道的另一旁,则有大队罢工工人手持标语和旗帜汹涌而过,中间还有些人随手将车站内的座椅擅自搬走,只留下一片狼藉混乱。

詹天佑很想阻止孙中山去项城拜见那个正在老家“养疴”的袁世凯,但又实在缺乏理由。何况他自己只是一个工程专家,少有政治上的观点,更没有立场劝说孙中山。

车站四面人声鼎沸,孙中山在卫兵们的

保护下离开了车站,他渐行渐远的背影,与潮水似的工人队伍正处在相反的方向上。

两队人流,一队人多得多,一队人则只有孙中山等少数人,终于擦肩而过,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离开,好像预示着那曾经用鲜血凝结在一起的革命情谊,终将分化为全然相反的道路。

只剩下詹天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中央,罢工队伍冲天的声浪与孙中山离开的决绝落寞,都与詹天佑这么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没有关系,但在时代的浪潮下,又真有人能够置之事外吗?

谁也没想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一切血火,会从郑州的火车站内最先点燃。

春风吹拂,三月和煦的春光是如此灿烂,鸟语花香,莺飞燕舞,小草也发芽了,河岸边久已冻结的滔滔黄河水重新流动,浮冰沉入地下,只残留着清澈的痕迹,鱼虾涌动,树木也长得葱葱茏茏。火车站外,路两边的梧桐树枝繁叶茂,它可以吸收火车排出的烟气,不少工人罢工之余还会靠在树下的阴凉地休息。

许多标语和旗帜落在地上,车站外的建筑墙面则都被漆上了红色的大字,两队官兵守在马路中央,可由于他们接到了来自河南都督蓝天蔚与驻节洛阳的五省剿匪督办冯国璋完全相反的命令,实在不知道要听谁的命令才好,迟迟无法行动起来。

市民们的脸上都挂着茫然、混乱、愤怒或兴奋的神情,老的老、少的少,所有人引颈远眺,注目着“所有人对所有人之战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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