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交民巷。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虽然抢劫和焚毁了圆明园，清政府代表奕?却在谈判时，毫无抗争的完全接受了英、法的所有条件。英国代表额尔金与奕?在东江米巷礼部衙署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同时交换批准了已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
其中：第二款约定：再前于戊午年九月大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大英钦差大臣额尔金，将大英钦差驻华大臣嗣在何处居住一节，在沪会商所定之议，兹特申明作为罢论。将来大英钦差大员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
从此，英国人便在北京获得了修筑使馆的权利。
英国代表额尔金原属意怡亲王府邸作为使馆所在，额尔金正式提出以年租一千五百两银子租用，但为恭亲王拒绝。后几经商议，双方议定以每年一千两银子作价，将位于东江米巷御河西岸、翰林院南侧的原淳亲王府作为英国公使馆驻地，而额尔金却以梁公府多年失修，如改为英国使馆需花费大量改建和整修的工程费用，故应将前两年租金冲抵修缮费用，获得负责谈判事宜的恭亲王奕?同意。
《辛丑条约》签订后，整个东交民巷地区成为独立的使馆区，英国使馆借机把原使馆的北面的清翰林院、西北的清外銮驾库和原使馆西面的兵部衙署、工部衙署以及原蒙古内馆、清鸿胪寺的部分等廨舍和地皮，划为英国使馆及兵营，在《辛丑条约》后，在原址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之多，英国使馆将其向北和西北扩展并将所得土地和衙署等改建为英国兵营与操场。
莫理循带着密约副本回到了使馆，他并非英国外交部的正式雇员，但由于和袁世凯之间密切的关系，所以自然而然地在这场中英密约的谈判交涉中占据了一个显要的地位。
莫理循穿过灰砖砌筑的两层高的凯旋门，墙面饰以水平划分的凹线，正中方形门洞中向内开启双扇镶嵌铜钉的朱红板门，在西洋风格中融入中国传统建筑元素。
两支英国国旗，就交叉悬挂在大门上方，将日不落帝国享誉七海的威名也带到了古老的东方大地。
英国使馆内的建筑多数还是沿用着淳亲王府时留下的房屋，顺着顶部覆瓦起脊、墙身粉刷为灰白色的的中式传统院墙行走，视线越过院墙上空，可见自南向北排列的几座房子，屋面均覆以灰色筒瓦或加以绿色琉璃瓦剪边。
清廷与列强诸国之间为公使级外交关系，而非大使级外交关系，英国公使即为朱尔典，他在使馆内等候已久，见到莫理循后便沏起红茶，用着英国人自以为优雅的绅士风度谈笑道：
“我对袁总统颇怀好感，我们早年就在朝鲜相识，我亦相信总统将始终是英国的一位忠诚朋友。”
“大总统聘请英国教师教授其子弟，还将自己的孩子也送到我国本土留学，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总统阁下赞赏大英帝国的观点。”莫理循跟着说道。
朱尔典三十多年前作为一名见习翻译首次来华，在中国期间他工作出色，后来就被派到朝鲜。当时的朝鲜与英国并没有所谓的邦交关系交关系，英国一直承认中国为朝鲜的宗主国，英国在朝鲜仅派总领事驻扎汉城，并直接受驻华公使管辖。
朱尔典在朝鲜时正是清廷力图继续维护与朝鲜的属藩关系，但日、俄等列强不断侵蚀朝鲜的时期。那时候袁世凯也在朝鲜，他为了抵御日俄等国在朝鲜扩张势力，所以就和英国关系密切，朱尔典就是在这时候与袁世凯相识，并帮助袁世凯推行了一些对朝鲜加强控制的政策。
而后来朱尔典转任英国的驻华公使，也正是在袁世凯另一位密友莫理循的极力敦促与推荐之下。
莫理循又问道：“南方的革命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我想任何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都能看出，任何单纯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密约签订以后，大英帝国将为了总统阁下的政府投入多少力量？”
朱尔典细细品味印度红茶的滋味，说：“要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和平的希望却并未断绝。英国可以，而且完全有足够的能力令南北双方都回到谈判桌前。革命党在战场上占据上风，但他们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也还不能得到列强的承认，相对的总统则一直博得各国信任。我想英国应当使南北双方按照1911年时的形式，在上海租界重新开展一次南北和会。”
列强对中国依旧具有强大的干涉能力，除了直接的军事干涉以外，外交团控制着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关税和盐税两大收入。
无论是南方政府还是北方政府，如果无法获得列强国家的普遍承认，就不能获得被列强“征收”了历年赔款及利益以后的关税余额“关余”和盐税余额“盐余”。
朱尔典又说道：“目前民国的秩序被破坏，骚动不断；财政也陷入困境，税收异常困难。这些问题都不好解决，但我相信总统能够理解这个局势，他仍然是中国唯一的强力人物。”
莫理循感到朱尔典对袁世凯好像有一些过于主
观和出于个人感情的的观点，看来公使对袁世凯依旧充满信心，至少他还相信只要英国给予北方政府一定的外交支持，就能促使南北双方回到谈判桌前，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停战的目标。
莫理循说：“南方革命党占领了扬子江流域绝大部分的省区，他们已经获得了不少税款的来源，如果大英帝国不能确保使用武力进行干涉，那么我想南方政府未必会愿意坐下来和总统阁下和谈。”
朱尔典却对以林淮唐为首的中国社会党人抱有极深的偏见，他轻笑道：“革命党人经验不足，他们之中多数人只是怀有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还一直扮演着好战分子或者破坏政策实施的角色。您看过革命党发行的报刊吗？他们竟然说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朱尔典好像被什么笑话逗乐了一样，大声笑起来，笑得都直不起腰了。
“中国人想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还要为四亿中国人都购买工伤保险呢。我想南京的那位林淮唐先生是比孙逸仙博士更有想象力的人，像这样的革命家——他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哈哈，您明白吗？社会主义！当原始人一本正经地向我们普及科学时，最好我们手上有一台照相机，这可是大新闻呢。”
看得出来，朱尔典对于中国社会党的主义、思想、政策，完全没有以认真的眼光审视。
实际上不止朱尔典如此，就算是已经栽在林淮唐手上一次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国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口号是什么严肃存在的东西。
这种观点也代表了现在绝大部分的在华外国人及中国观察家的看法，他们对林淮唐的看法，与他们对孙中山的看法差相仿佛，都认为这只是一位持空想主义的幻想家，至多不过是林淮唐比之孙逸仙博士而言是一位更善战的指挥官，但也仅限于此，就社会改革政策的层面来说，社会党提出的任何政策都只是不切实际的笑话，外国人完全没有必要花费任何精力去仔细研读，朱尔典甚至觉得多看一眼林淮唐的书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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