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村的村民们对于淮海建省一事依然充满疑虑，但当宣传干事强调建省与治水有关，众人的态度便逐渐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变化。虽然与更西边的地区相比，临沂的水患是要轻得多，但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这三条河流却依然对临沂乡村拥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乡民们因着三条大河而生，也因着这三条大河而饱受苦痛。当天气炎热，村民们在打谷场乘凉时，人们会时常向“洋大夫”越飞提到——“红军即便有一万种不好，但至少有两样是特别好的”。
这两样事情，一样就是治理匪患，使农民们不再需要隔三差五去躲土匪，另一样便是不怕水患了。这水患既指的是洪涝水灾，也指的是有些时节河床又骤然干涸，不仅庄稼缺乏水源灌溉，而且就连人喝的淡水都没有了。
自从红军到了鲁中南以后，土匪虽然被完全消灭掉，但至少也被局限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活动。再者便是社会党人确实很重视修水利工程，这两年来像张皮绠和越飞领导山口村村民挖池塘、掘水渠这样的事业，真不知道有凡几了！
至于匪患，在临沂县附近有一座沂蒙山脉，明末清初时曾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九山王王俊在此活动，到晚清时苏鲁一带，特别是鲁南一带匪患丛生以后，沂蒙山脉中有一座崮峰似拔地而起的高山抱犊崮，便成为了鲁南土匪活动的中心。
徐淮地区原本也算得上是富庶之地，但黄河多次夺泗入淮，淮河流域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地区成了黄河洪水经常泛滥的地区。黄河长达六百多年的侵淮，使得淮河流域的水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淮地区土地退化，农业文明衰落，农民无法依靠土地养活自己，自然会沦为流民，流民又极容易演变为土匪。
抱犊崮为鲁南72崮之首，以其雄、奇、险、秀被称为天下第一崮。崮，是四周陡峭而顶端较平的山，在山东中部山区多以崮作地名。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地区，山多人稀，便于土匪藏匿，比如民国元年时海州南境响水口就有一股土匪北上一举拿下赣榆县城，最后还是山东兰山县咨议局议员王佐良率从沂州府借来一些兵丁和本人招募的乡勇花了大半年才免强压住了匪患。
鲁中南一带流行有一句民谣，唱的是：磨山到羽山，毛贼一万三；磨山到苍山，毛贼万万千。磨山是赣榆县与郯城县的界山，而羽山位于东海、赣榆和山东郯城的交界地区，苍山就是临沭县城北苍马山，都是位于苏鲁皖三省交界带的山区。
不过自从红军到来以后，这两年淮海地区的匪患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首先，苏鲁匪患的一大策源地是海州，海州很早就是两淮主要的产盐区，本来就活动有很多盐枭武装，而过去海州东境地广人稀，偏偏在海州东南部莞渎、响水一带河道纵横，运输方便，又是几个重要盐场所在，而距州治又远，所以匪患特别猖獗。
但自从社会党人实行一年建设计划以来，海州首先成为土改的样板地区，大量红军、赤卫队武装和社会党的土改工作队入驻海州地区，一边组织农民进行分田的土地革命，一边用军队力量镇压了大量反动民团和土匪武装。伴随着海州一系列模范国营农场的建立，棉花种植业的兴盛，还有新港口的建设，这一切建设上的变化都使原来十分猖獗的海州土匪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在另一条历史线上，建国时进行西南大剿匪的时候解放军曾做过一个大概的统计，西南地区约有二百六十余万土匪。而在1930年时情况更糟糕，当时据《申报》统计全国土匪约有两千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当时最高峰四万万人口来计算，也就是说全中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土匪，这个规模可以说是极为骇人的。
但也要注意到民国的匪患并非一日而成，更不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匪患的严重情况，就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那种程度。
以山东地区为例，匪患的成因大体上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一、地主剥削严重，自然灾荒频发，政府赋税繁多导致的农业危机；二、军阀战争不断，社会秩序不断恶化，农民普遍破产后，军阀又以土匪为兵源；三、在普遍社会危机中民众结寨自保，形成各类会道门秘密结社组织，更使土匪成为一种很值得拉拢的力量；四、频繁的战争导致大量枪支弹药散落民间，同时许多溃军的散兵游勇也啸聚山林，更使匪患大大加剧。
从这些原因可以看出山东匪患虽然起源于晚清时代，最早是由于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被镇压以后，大批本地士兵被清廷遣散，这些人当兵多年，从湘淮军身上沾染了大量烧杀抢掠的恶习，根本不可能回归到务农生活中去，又得不到清廷的妥善安置，于是便啸聚山林，立寨称雄，打家劫舍，沦为土匪，但这些土匪无论是从力量还是从其规模上而言，都是远远不可能同后世民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匪患相提并论的。
首先是民初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兼并程度还不能同民国二三十年代相比，比如以浙江为例，浙江许多农村的自耕农比例在二十年代初约为40%左右，到三十年代时即暴跌到25%左右，这之后直到解放战争自耕农比例都没有再发生很大变
化，可见得民国时期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年代即是在二十年代。
这是因为二十年代时民国军阀混战的情况出现了一种质的变化，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前，民国虽然也处于军绅政权的把持下，但总体而言全国尚算和平，很少有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出现。像使袁世凯倒台的护国战争，实际交战实际仅两个月，北洋军阀的内战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实际交战时间也大都只有几天或十几天。
但从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首先是土匪出身、纪律最差的奉系军阀把持了民国的中央政权，其次是由于奉系军阀对关内地区鞭长莫及，于是关内地区一改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表面上大体安定的情形，出现了彻底碎片化的长期军阀战争，到二十年代末国民党新军阀兴起以后，更把军阀战争的烈度和规模大大提高了，以至于出现了像中原大战这样交战兵力十几倍于护国战争的大混战，战争的实际交战时间也大大延长，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十几天到几十天的短促冲突，变成了动辄一两年的长期战争，这对于农村经济的破坏自然成倍增长。
像当时处于各方交战主战场的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农村多数走向普遍破产，清末民初时尚能勉强维持的表面安定局面也彻底消失，匪患自然也是以几何数字形式恶化着。
总之，从1911年民国肇造开始，一直到1949新中国成立为止，中间的这三十八年就是中国匪患恶化最速且最烈的时期。而在匪患恶化的背后，则是民国这三十八年农村破产、乡绅劣化、土地兼并等小农普遍危机一日恶过一日的局面。
这中间尤以发生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为重要转折点，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民国多数地区尚能维持表面上的和平，自1924年以后即连此表面和平也无法维持，几乎全部省份都陷入到了长期且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中，小农普遍危机自然加速地恶化。
而在此时此刻——中国社会党刚刚夺取了民国中央政权的1914年，农村的普遍危机尚未到达积重难返彻底不可收拾的地步，或者换一种感性的说法，这就叫“民族元气尚有保留”，所以社会党人现在面临的种种棘手局面，其实是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解放军们面临的那么严峻和艰难的。
“急报——”
气温渐渐升高，刚从海参崴南下不久的越飞，还有些不能适应山口村慢慢变得闷热起来的天气。他在张皮绠的邀请下，常到村国大政府办公室外的凉亭乘凉，但这天越飞刚到凉亭外的时候，便见到了张皮绠手持枪支神色紧张地赶了回来。
“怎么啦？发生甚么事了？”
张皮绠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杆老套筒：“抱犊崮……抱犊崮的土匪下山偷袭了海州第一国营农场……”
“土匪攻打监狱，放走了所有劳改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