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外，暮春中的北京正桃杏纷飞，春风劲拂，一片白色的李花花瓣便乘风而起直上青天，弥漫全城以后，似乎让这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古老帝都都复苏了几分生命力。
社会党的中央要员和北方的一些所谓“耆老名流”，都还在颐和园西花厅中开会议事，未能参与这场会议的国民党、进步党余部，则正陷入到一场空前激烈的清党风暴里面去。
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
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
国民党和进步党的创党领袖虽然都没有去世，但孙文和黄兴的隐退，还有梁启超政治立场的转变，都导致了这两个党在事实上丧失了他们原来建党的魅力领袖。
而且，对国民党、进步党而言，更为致命的一点就是，革命固然是成功了，但这两个曾经以革命党自诩的团体，却既没有参与进革命进程里，又没有在革命成功以后掌握执政权，这就异常尴尬了。
北京城内现在到处可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清党排查委员会”、“反奸反霸委员会”的招牌，政保局干部时手臂上的红色袖套，更是宛如催命符一般，各党党员见之，无不心惊神战。
难怪坊间都传言这样一个说法——
北京非党人士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夜间被政保局敲响房门的时候，可以告诉政保局的干部：“您要找的人住在隔壁。”
不过全国国民们也应当注意到，虽然清党运动正再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自始至终，清党运动都是通过社会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不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
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因此并未迅速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手上带有人民血债的反动派外，当然不乏一些平日思想比较保守的老封建们，也落入到打击范围之列，也有不少完全无辜的平民群众被逮捕起来，受到牵连。
但整体而言，这次清党运动还是贯彻着社会党几次整风运动以来的基本原则：“一个不杀、部分不抓”。
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过红军军事行动的军事间谍及反革命现行犯外，对一切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
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过红军军事行动的军事间谍需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反革命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其余一切奸、伪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对其进行劳动改造，转变为我所用。
当然，由于这次清党反奸运动，社会党主要是监督着北京一带的审查活动，在地方上，特别是在老解放区以外的监督审查力度就比较弱了。
在那些地区，还是出现了一部分两极分化的情况：
即既出现了部分奸伪分子受到当地官绅庇护，而依旧掌握着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地方党部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在一部分地区，刚刚建立不久的新解放区政府，以非常粗暴的手段把一批罪责较轻或干脆无辜的群众也批捕甚至处决的情况。
在有的地方，比如说河南，由于社会党和红军只掌握着豫西、豫东部分地区的政权，所以很多被批捕通缉的反革命奸伪分子，就纷纷逃到冯国璋控制的豫中地区。冯国璋深恐收留这批人，会成为红军立刻发兵消灭他的合理理由，所以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下，就安排将这批通缉犯礼送出省。
他自己则趁机扣押了许多逃亡官绅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而那些被礼送出省的通缉犯人们，在离开河南省省界以后，身无分文，最后还是被公安干警们悉数逮捕。
在另一些地方，比如说广东，主持广东军事工作的华南野战军司令员方声洞和代理廖仲恺主持广东政务工作的陈炯明则发生了特别激烈的冲突。
方声洞完全不把陈炯明这个代都督放在眼里，他甚至本人都不到都督府参加会议，一开始是派政治部主任许卓然去都督府开会，后来则干脆连这个代表都不派了，直接要求都督府的官员全部到华南野战军司令部来开会，俨然一派南天王的作风。
在清党排查的工作上，方声洞更是直接当面讥讽陈炯明：“书记长说一个不杀，针对的是反革命现行犯以外的人。那什么叫反革命现行犯呢？就比如说当年海珠亭事变，像胡汉民、洪兆麟、林激真这些参与者，就叫做反革命现行犯，是全部都要枪毙的。”
海珠亭事变，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党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次交锋。事变的直接参与者，胡汉民已经发疯死掉，洪兆麟和林激真都被红军杀掉，只有陈炯明这半个参与者，现在还好好地活着，而且还混上了广东省代都督的位置。
方声洞一通讥讽，简直是乱杀，连廖仲恺、陈炯明这些国民党里的泛左派系领袖都一起攻击，更何况是那些一般的奸伪嫌疑分子了。
传说方声洞曾亲自给广东省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清党排查委员会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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