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带着省府的一大群人闯入华南野的司令部，仿佛问罪一般的架势。但方声洞还是不紧不慢，对于廖仲恺的质问，他反而谈笑道：
“二万奸伪？这真的是太克制也太少了！要我说，我们革命军就要参考当年我在江北清洗反动势力的经验，每名党员和工农会会员，均该杀十名奸伪分子，杀到广州港码头也染红，杀到同志们衫裤也染红，才能尽快造就一个革命后的新广东，造就白纸一样干净利落的建设基础。”
广东批捕的奸伪分子人数虽然众多，但到现在为止，总共还只杀了一千人左右。这个比例虽然已经高于其他省区的死刑比例，但方声洞还是很不满意，若按他自己的想法，中央就不该搞军事嫌疑犯和反革命现行犯的区分，所有被促委会和清党委员会揪出来的奸伪分子，都应该运至虎门炮台一并枪毙。
廖仲恺深吸一口气：“中央政府的指示，清党不仅要清国民党和进步党，社会党也要清党。子明，难道你对社会党人也要搞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酷吏作风？”
方声洞变色道：“酷吏？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也没有批过这样的条子。广州有如此谣言，正说明着尚有许多隐藏的奸伪分子还在活动！”
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社会党夺取了中央政权，党的成分也不免发生一定变化。
解放战争以前，社会党的党员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和工人群众。但解放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社会党成为了执政党，加入党组织的人数迅速增长，大量小市民、青年学生和军人进入党内。
由于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增大，使党内的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的现象也逐渐增加了起来。一些抱着个人目的的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也乘机混入党内，有的老党员则以从龙功臣、开国元勋自居，很有些作威作福的想法。
很多合格的党员，则由于被抽调到基层的乡、村政府参与基层国大委员会的建设，所以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没有受过社会党教育、没有受过党的锻炼的小市民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都趁这个地位混进党内，占据了不少显要的职位。
就在廖仲恺南下回粤之前，社会党中执委刚刚提出了要对社会党本身，也用清党的办法来加强党的建设，要把混进党内争当功臣的坏分子都清洗干净。
接着社会党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如下决定：第一，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普遍重新登记；第二，此后党应密切注意自己的社会成分。
重新登记就是对党员进行重新审查，对那些入党手续不完备、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不予登记，即清除出党。
同时，林淮唐还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创举。
那就是“假期义务劳动”。
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上的星期日假期作为礼拜日，更没有什么星期六的假期，但传统上也有其他的一些节假日，虽然不多，但确实是有休沐时间。
林淮唐提倡的“假期义务劳动”，就是解放战争爆发以后参加社会党而没有以特别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可靠，对党忠实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将其全部假期的二分之一用于参与义务劳动，经过这样的审查才能证明他是一名合格的党员。
方声洞皱起眉头，驳斥说：“中央还指示我们举办征收党员周，一周时间就突击征收了九百多名新党员入党，夷白，你说的那清党是次要的。”
“这是中央的指示，你自己好好看、好好读！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廖仲恺干脆也板起脸：“组织各类征收党员的活动，接受更多新党员入党，这是一回事。对社会党进行更严格的清党审查，这又是另一回事。一出一进，没有什么主要次要的区分，都很主要！”
新组织的诸如征收党员周的活动，其实主要是突击征收新解放区的工人入党，入党的登记手续也比较完善，和社会党对自己进行的清党是两回事了。
以北京正在进行的情况而言，社会党北京党部进行的内部清党，有五百多人被清除出党，同时又有七百多人被征收入党。
这样一出一进，在人数上扩大社会党规模的同时，在组织上也有效地维护了工农联盟先锋队队伍的纯洁性。
这就是林淮唐和廖仲恺所说的话：“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农联盟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绝对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趁乱混进党里来的人。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党的总人数，虽然还不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多，但我敢保证，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一定属于全世界革命党中最先进的。”
廖仲恺又把另一份中央指示，也交到了方声洞的手中。
“……约束地方清党反奸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对于命令主义作风应该严加批判。部分干部不注意具体情况及事实可能，忽视群众思想觉悟，简单粗暴地完成工作任务，追求形式，贪图表面数字，不是对群众负责，而是对上级交差，把好事情办成
坏的结果，使群众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这种命令主义作风，最恶劣的还有用打骂捆押来完成任务……对施用肉刑及殴打群众的干部，要重新进行教育……至于广大新干部则主要是没有或者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认为又不是为自己，强迫命令是合理的……
……有不少的人认为北洋统治时代的办公人员，哪一个不欺压群众，因此现在这样做已经好得多，并不算怎样了不起的一回事。真正是本质不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坏分子，还是少数……
……不守法纪，乱没收、乱摊派、贪污腐化，藉公肥私的干部都要严肃处理……组织不纯，敌我不分，虽是极少数，但也值得严重警惕……部分新解放区甚至于老解放区的县、乡、村政权，为反动势力和封建势力所掌握，这一部分才应当作为反奸运动的重点工作……
……在目前工作任务繁重，乡村干部少而弱的情况下，采取三级干部会议形式，密切结合当前主要工作任务，进行整顿，是最好的办法……结合土改整党工作，及经过农代会各代会，积极发扬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教育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重视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并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如地委以上领导机关有计划的深入下层检查工作，监察工作深入农村，实际体现在领导工作中去巩固扩大和群众的联系……
……以及向群众宣布，人民有权对政府任何人任何事提出批评建议，及要求检查任何干部的权利，并可以提出撤换某些违法乱纪的分子……同时，认真严肃地适当处理一些确为群众所不满违法乱纪的分子，并向群众公布，及对群众批评采取报复打击的行为，则毫不姑息地予以纪律制裁……
……在以土改减租为内容的群众运动中，配合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审慎地清洗混入党内的破坏分子，及不可挽救的蜕化分子，并大批提拔在土改减租等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这样才能保持党的纯洁，从根本上改进党与群众的关系……”
这份中央指示，一看用字和文法，方声洞就能断定指示中的主要内容，一定是林淮唐亲笔撰写的。指示内容用比较严肃的口吻批评了方声洞在广东的过火行为，但也并没有将他一棍子打死，可以看得出来中央对方声洞还是比较回护的。
更重要的是，《指示》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套更完善的清党整风工作办法，而且还是要把清党整风和巩固社会党在乡、村基层的政权两项工作，都结合起来开展。
这样的做法，当然就比方声洞的一味乱杀，好得多。
方声洞不得不表示：“……我完全服从中央指示……但是夷白，你们国民党也应该按照同等的标准来做清党整风的工作！”
廖仲恺终于颔首说：“国民党如要继续生存下去，这是理所应当必须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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