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方面激荡的血腥之气，在党属机关报的报道下，也影响到了北京的政治气氛，直到林淮唐公开出面，在北京福建会馆会见海外闽籍华侨代表团的时候，发表了一番“约束清党”的演说以后，京津一带暗流涌动的政治氛围才又趋于和缓。
对于方声洞，林淮唐也只能大摇其头：“子明用心很好，但他的性格有太过于暴烈的一面。他现在做了华南野战军司令员也就罢了，还插手广东、福建两省的省政，很有一点南天王的味道嘛！我刚看到中央秘书厅的文件，说方声洞还推荐他哥哥方声涛做参谋总长？这不是裙带关系嘛！”
林淮唐在颐和园附近的私宅，本来就只是林长民住在北京时的别院，林家人只有在要去京郊和香山一带度假修养的时候，才会住在这里。
所以房屋建筑并不多么大，毋宁说部分空间还可称逼仄狭小。两层楼的总面积也不算太大，从前林长民一般只带夫人和女儿居住，现在则除林淮唐、林徽因两人居住以外，还要供警卫、司机等人的居住，房屋大小就显得很是不足。
本来中央秘书厅还准备给林淮唐安排几位秘书和机要人员，也因为他的私宅住所面积太小而作罢。
不过林淮唐也是一贯坚持认为，他自己是很没有必要配秘书的——因为没有任何秘书能跟得上林淮唐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效率。
现在小小的“林公馆”内，又挤满了许多重要的中央领导和他们的随行秘书、机要和警卫人员。室内空气顿显浑浊，失语的小徽因嘟起嘴巴，看起来很有一点不开心。
林淮唐摸了摸养女的脑袋，温温柔柔地低语：“徽因，回房间画画去，好不好？”
他的语气里没有平常那种毋庸置疑的自信，也没有那种不容任何人置喙的霸道，平和中透着一点温和，听在在场的另几位中央领导的耳中，大家均不禁流露出一分既尴尬又欣慰的神情来。
众人好像在尴尬之余，也庆幸着林淮唐身上除“神性”以外，尚有其他正常人性情的存在。
“在战争时期，野战军司令员有这样的权力是很有必要的，但和平时期还这样做，子明就有些缺乏党性了。他今后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权力？我没有把握。”
林淮唐对方声洞的批评，已经提及到了方声洞缺乏党性的部分，对一名社会党党员而言，这无疑是最严重的质疑。
但在场的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包括了中组部和中央秘书厅的要员们，大家却都有些不以为然。因为自始至终，林淮唐对方声洞的回护也都是非常明显，又有谁不知道方声洞自从黄花岗起义开始，就是书记长最坚定的铁杆支持者呢？
如果不是过往一次次高高举起板子却轻轻落下，方声洞也不会行事过激到今天这地步。
见众人都没有提出其他的批评意见，林淮唐自知大家心中的想法，不免苦笑：“子明性格太粗暴，他性格上的这个缺点，在我们社会党人内部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同非党人士交往，我还是希望大家表现得再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而较少任性一点。”
中央秘书厅主任谢逸谋从旁插嘴说：“书记长，除了方老总的事情以外，国民党方面宋教仁先生一直想同我党开一次会，还有任公……任公也是几次提出过这个想法。”
林淮唐挑眉道：“宋遁初？现在国民党清党改组还没有结束，国民党的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没有结束，宋教仁连国民党的执行委员都不是，他要以什么身份和我们进行会议？荒唐。”
“至于任公，这样，中华书局不是准备在北京创一个叫《新青年》的新刊吗，也邀请任公参加，到时候我们以私人身份简单谈一谈，不要以两党对话的形式来搞，就以私人形式先搞一下子。”
国民党、进步党两党现在都深陷清党风暴之中，其原有实力都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但在林淮唐看来，社会党对他们的要求绝不能算是党同伐异，正相反，清党运动不是要消灭国民党和进步党，而是要将这两个业已朽坏的政党改造为真正健康的进步政党。
这不仅完全不是一种党同伐异的行为，而且是对国民党、进步党来说有极大好处的做法。
宋教仁、梁启超都想和社会党谈一谈，无非是想给国民党、进步党“多留一分元气”，或者是想保释某几个要人。
但对林淮唐而言，梁启超还可以见一见，如果梁启超有什么要求，那么社会党也是可以考虑一二的。毕竟梁启超在解放战争前后都坚决支持进步阵营，其本人又是现在进步党法理上的党魁领袖。
宋教仁呢？
他在解放战争前后，可以说是已经完全站到了反动阵营上了。而且从法理角度来讲，宋教仁现在一无政府的职务，二无国民党的职务，甚至在清党运动完全结束以前，宋教仁还有没有国民党的党籍都是两说呢！
宋教仁凭什么、以什么身份来和社会党谈话呢？
国民党现在的法理领袖，可不是孙黄宋，而是一贯和社会党深度合作的廖仲恺。
事实上若非林淮唐考虑暂时
保留一个国民党，对革命事业来说更有益，那么廖仲恺很可能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加入中国社会党了。
“党务案可以暂时放一放，卓知，银元一役你们办得好极了，这段时间对北洋集团和交通系官产的接收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前段时间的银元之战闹得北京满城风雨，但最后结局还是以社会党的压倒性胜利告终，京津地区的多数行庄、票号和投机商，不仅陷入惨淡的破产境地，而且由于他们大多以不动产和股份质押借贷，所以最后甚至就连手中控制的钱庄都输给了社会党。
银元之战社会党大获全胜以后，交通系中一个重要的金融掮客蒋济，就在无锡老家被因为投机银元而损失惨重的信成银行总经理沈缦云，收买了一个叫季云卿的青帮流氓刺杀。
消息传出以后，梁士诒还有许多交通系其他许多的政客，都为了躲避债主和仇人的追杀，陆续逃到香港，乃至于是日本是美国，就此淡出政界，影响力也不复存在。
黄少通作为社会党在银元之役中的总指挥，则升任第一届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有权指导新政府正在组建的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和中国银行的工作。
这里的中国银行，不再是原来承袭自前清户部银行的那个大清银行了，而是由兴闽银行主导合并中国银行以后形成的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央行。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指导范围如此之广，权力如此之大，也难怪北京坊间已经开始盛传黄少通将是“梁士诒第二”，说他是什么“红色财神”、“经济总理”云云了。
黄少通才刚快三十岁而已，如此年轻，就到了古代所说“人臣极品”的地步，也可见新政府的人员构成是真正以一群充满激情的青年人为主。
林淮唐只有二十五岁，林时爽二十七岁，蔡绮洪二十八岁，刘师复三十岁，陈更新二十四岁，方声洞二十八岁，书记局里年龄最大的林述庆也只有三十三岁。
甚至就连被社会党人尊称为“士云先生”的同盟会元老姚雨平，其实也才不过三十二岁。
还有，林淮唐的老师荪公郑祖荫，社会党里名望极高的渊公何子渊，这两位好像是“老先生”一般的人物，其实郑祖荫也才只有四十二岁，何子渊要大一些，四十九岁，算社会党里年龄最大的一位领导人了，可也连五十岁都还不到。
社会党的确是年轻的，不仅是年轻，而且还是年轻的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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