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议题才是国际交涉中最重要的能力，谁掌握了设置外交议题的能力，也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当下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此时此刻，当民国中央政府在“水雷走私”事件以后，反而收到德国皇帝发来的一封语气十分亲密的回信时，毫无疑问在中德交往中设置议题的一方，就来到了中国这边。
“所谓弱国无公理、弱国无外交，确实是一条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可谓真理的原则。”
林淮唐阅毕威廉二世的来信以后，坦然道：“但对于执行外交工作的人员来说，若因为信奉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就放弃了做外交工作的努力，那于弱国而言还有什么设置外交部门的必要性呢！”
弱国无外交，指的是弱国在弱肉强食仿佛黑暗森林一般的国际丛林中，相对列强一定处于相对弱势的处境。但这种处境只能是相对而言，弱国如果能够把握国际局势的变化，完全有机会在与强国的交往中反过来掌握主导权。
实际上现在的欧洲大陆，就正因为着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外交秩序变得越来越僵化，任何一个强国都无法放任自己失去一个哪怕很弱小的盟友。
作为欧洲五强中第六强的意大利，之所以能够在德、法之间左右逢源，甚至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之间反复横条，就正是因为意大利利用了欧陆目前僵化的对峙形势。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欧陆五强中最弱小的奥匈帝国之于德国，弱小的奥匈帝国反而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德国的外交政策。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扩张政策毫无疑问将侵犯俄国的利益，而且也不能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但由于德国无法承担奥匈帝国被削弱，以及德国无法承担失去奥匈帝国这个盟友的代价，因此德国不得不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每一次冒险扩张进行外交背书。
在此前的波斯尼亚危机中，作为强国的德国，其外交政策反而不得不一直跟随奥匈帝国这个弱国，并因此导致德国和俄国的关系持续恶化至今。
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越是严峻，也就是国际秩序的僵化程度越高，那么列强之间相互腾转挪移、折冲回旋的余地也就越小，相对的弱国、小国也就越有机会争取到更多利益。
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门在红军入京以后，还没有在国大临时委员会的授权下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所以外交部至今仍由袁世凯时代的旧官僚把控，临时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则是身兼北洋和国民党元老双重身份的唐绍仪。
也因此，在林淮唐掀起反奸清查运动来“帮助”国民党清党的大背景下，民国的外交部门里便充斥了一大群“逃难”过来受唐绍仪庇护的国民党政客、党棍和官僚。
不仅宋教仁、汪精卫和林森等人常常到外交部来领取所谓的顾问津贴，而且唐绍仪甚至还帮忙连张謇和章炳麟等人，一起在外交部内挂了一个顾问或者参事的头衔来领取经费。
张謇作为大实业家，本来也不差这一点钱。但在去年国会大选时，他跟随国民党的旗号全力附和袁世凯，所以当解放战争爆发以后，红军彻底占领南通等地，立刻就将张謇名下的全部产业以“转型正义”的名义予以没收。
张謇在全国范围内虽然还有一些产业，在许多家外国银行中也有部分存款，但他的生意还依赖南通等地纺织业和面粉厂带来的资金周转。这些工厂全部被红军没收以后，张謇的资金链立刻断裂，各家洋行也趁机向他索债，张謇不得不变卖掉他在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拆西墙补东墙，勉力维持，落得个惨淡经营的下场。
理所当然，张謇对社会党和林淮唐都充满恨意，他躲在外交部中偷领津贴之余，也不忘每日同林森、章炳麟等人一起编排林淮唐的不是。
但今天威廉来信在国内外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不要说是张謇，就连另外一个极其痛恨社会党政府的遗老康有为，据说都专门在益世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吹嘘新政府的外交手段了得，还托他的弟子梁启超向新政府送去了捐款若干。
这群国民党遗老本来每周都会来外交部聚会一次，讨论一些“中兴国民党”的狂言妄语。但自从威廉回信登报以后，章炳麟便首先失去了踪影，再也没有出现在国民党遗老的聚会上过了。
张謇仰天长叹，愤愤道：“人都说太炎乃当世狂士，不意他也攀附林莆田！”
民国时常有以籍贯作为人物代称的习惯，例如称呼袁世凯为袁项城、称呼黎元洪为黎黄陂，皆是此类。只不过社会党较少沿袭这类旧文人之间相互唱和形成的潜规则，也很少有人用籍贯来称呼林淮唐，至多有些攀附者管林淮唐叫“汉公”而已。
当然张謇坚持管林淮唐叫“林莆田”，也是因为莆田这地方向来以宗族械斗的凶残狠辣而著名，虽然也有过所谓文献名邦的说法，但多数时候出名还是和宗教、宗族械斗及海盗有关，风评并不算好。
汪精卫苦笑：“季公，太炎先生从来主张限制财产之说，他虽然不赞成社会党夺富者之田分给贫民的所谓土地革命，但却对林淮唐这类古时所称的雄
猜之主很是欣赏。否则太炎先生过去也不会支持袁慰亭了……唉！他算不上攀附中央，不然早在林淮唐入京时太炎先生就该去投名刺了吧。”
章炳麟过去曾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坚决支持社会党革命政策的陶成章曾经是战友。但民国建成以后，章炳麟的政策就发生了一个急剧右转的变化，从无政府主义者一下调头变成了保守主义者，开始主张什么“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不然就说是什么“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云云。
特别是在当初袁世凯组阁的时候，章炳麟在用人问题上甚至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
这就很反动了。
历来无政府主义者就很容易在理想破灭以后，政治立场发生一百八十度的重大变化，从极左一下跳到极右的方向去。
但总体而言，章炳麟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希图中国出现一位封建意义上的“雄主”，由这位“雄主”来保证国家的稳定，也就是章炳麟曾对袁世凯所说的“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
过去章炳麟把袁世凯视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雄主”，但一场解放战争，北洋军被红军打得威风扫地，袁世凯外强中干的面貌也完全被林淮唐所戳穿。
那么章炳麟转而把林淮唐视为他心中一位全新的“救时雄主”，便不足为奇。
唐绍仪对张謇的喋喋不休有些不满，板起脸说：“红军入京以后没有坚持追查咱们的责任，已经是林主席网开一面。你们现在还挂着外交部职员的头衔，我劝诸公少说些对政府不满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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