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权兵卫的总理大臣官厅门可罗雀，就连警卫都没剩下多少人。自从对华用兵不利以来，这段时间那些在陆军暗中支持下跋扈不已的浪人，有好几次都几乎冲入官厅内施暴。
不得已，山本权兵卫只好借口自己突然患肺炎，所以暂时离开总理大臣官厅，回到家中休养。
但这就导致政府面对各方面的指责，毫无还手之力，特别是国会内那群护宪派，本来是海军派元老重臣西园寺公望公爵扶持起来的势力，现在却反过来发起政潮破坏海军派的内阁。
还有陆军的那个明石元二郎，被称为一人可抵十个师团的特务，日俄战争时他资助了俄国的1905年革命，把俄国腹地闹得天翻地覆，现在却在国内到处联络新闻报纸，干起了暗中反对政府的勾当。
日本海陆军的矛盾，源自于萨摩、长州两藩的斗争，对于外国的侵略，长州藩脾气暴躁，坚决的要使用武力予以制止。但此时已经经历过萨英战争的萨摩藩认为，此时要在武力上超越英国等势力是不可能的，应当先发展轻重工业，提高实力。
日本国内大部分势力都不看好长州藩的武力拒侵方案，长州藩直接使用武力尊皇攘夷的政策完全失败，萨摩藩则参加了镇压长州藩的镇压，这就是1864年著名的“禁门之变”。
长州藩在京都的驻防权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亲及其养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在京都蛤御门附近，长州藩军队与会津藩、桑名藩军队发生冲突，由此点燃战火。长州藩军队一度突破由筑前藩军队把守的中立卖门，攻入京都御所内，但当把守乾门的萨摩藩军队作为援军赶至后，形势发生逆转，长州藩军队败走，一大批持尊皇攘夷立场的长州藩藩士也被迫自杀，萨长两藩由此结下了历史恩怨。
明治维新成功之后，组建新军困难重重，但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容明治政府慢条斯理的编练新军。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只能选择向各藩妥协，以藩兵组建最初的政府军，就此逐渐形成了长州藩掌控陆军，萨摩藩掌控海军的格局。
过去萨长两藩的历史恩怨，就这样被带入维新以后的日本军队当中，发展为了今天的日本海陆军矛盾。
到了今天，当年萨长两藩的维新元老大多凋零，但长州藩还有一位明治时期的第一等元老重臣山县有朋存在，萨摩藩这边老一辈的元老却一个不剩，这也是如此海军在咄咄逼人的陆军势力面前显得有些势弱的原因之一。
山本权兵卫内阁还能支撑到今天，全是靠着西园寺公望的支持。
“公爵阁下！”
借口生病躲回家里的山本权兵卫，此时却出现在了元老重臣西园寺公望公爵的宅邸里，他快步向前，一点看不出什么患了肺炎的模样。
西园寺公望已经快要七十岁年了，他并非藩士出身，而是公家中家格最高的清华家出身。
所谓清华家，指的就是平安时代以来的公家名门，在武士集团崛起以前，其地位仅在天皇家族与摄家藤原氏之下，在明治时代以前，华族这个称谓就是专门用来称呼九清华家的。
西园寺公望出自清华家里的西园寺家，但他是作为养子从同为清华家的德大寺家过继来的，他父亲德大寺公纯也是养子，是德大寺家从五摄家的鹰司家过继来的。所以从家格门第上说他是清华家的贵公子，从血统上说他其实还有机会成为更高贵的五摄家的贵公子，可以说是如今日本华族出身最显赫和高贵的代表。
本来在明治维新以前，公卿贵族只是武士社会里的装点品而已。但黑船打开国门，令江户时代以来被幕府束之高阁的朝廷突然回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公家中间有野心有能力的人与武士中间的活动家结成了一个小集团，他们和雄藩藩士、浪人活动家们联合起来，最终成为了幕末的最后赢家。
此后日本政坛风云变幻，雄藩的藩主们纷纷被麾下的藩士夺权，藩士们与新兴资本家、华族联合，形成了如今的藩阀体制。
在这之中，自然有代表保守派的山县有朋，也有代表开明派的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就是伊藤博文倾力栽培的接班人，他继伊藤博文之后担任政友会总裁，进而出任总理大臣，称得上是如今日本唯一能和山县有朋一较高低的元老重臣了。
即便山本权兵卫号称是日本海军之父，但他在政界势力太弱，所以才急需要西园寺公望的支持来渡过难关。
但西园寺公望只是苦笑：“内阁解散已经是定局，这场明治维新以来空前的大败仗，不管败因是什么，政府都必须承担国民的怒火，阁下，我们战败了，先后四、五万军队被中国红军歼灭，近万名的俘虏，还有海军多条新锐主力舰的沉没。说起来，我们在日俄战争的头几个月内损失都没有这样大。”
山本权兵卫跪坐在西园寺公望面前，深感羞愧：“我们海军自己的损失，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日俄战争全部的损失，而且失去的还多是刚刚大建建成不久的新型战舰。我自知责任深重，对继续维持政府也不抱希望，但公爵阁下，我也绝不能坐视长州派的人趁机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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