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地势险峻，漫漫江水自上游灌入，于葱葱郁郁的崇山峻岭间硬生生冲刷出一道河滩，城市和村落并生其间，从清末开埠以来，来自四川的货物就是先汇聚到重庆，再从重庆乘小船，过险滩、穿三峡，在一道道暗流涌动的漩涡和数不清的乱石里穿梭而过，最后才运输到汉口。
山间云雾缭绕久久不肯散去，江上也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浅白色水雾，山壁之间陡峭的峡谷人迹罕至，一过夔门，则水天一色，密密麻麻的森林沐浴在冬日的暖阳里。
在峡谷一侧修建有红军的观察哨，小小的据点虽然是拿木材材料修筑的，但处在制高点的位置上，视野很好，观察哨内通常驻有半个班的革命官兵，任务主要就是监控山林附近通向长江水道的山口。
自从反干涉战争爆发以来，二十万红军主力东调，西南、西北大片新解放区的革命政权力量大幅度缩小，许多解放战争时期没能彻底消灭的反动势力便趁机兴风作浪，不仅煽动土匪袭击乡、村政府，而且还策反了一些省军部队，整营整团地拉人叛变。
四川省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未能获得彻底解放，红军主力仅控制川东部分地区，连重庆都是在解放战争结束时才刚刚占领，更遑论广阔的四川腹地。
现在相当多的川东红军精锐被调离四川省，各地匪患便又严重起来，新生政权面临由反动土匪与地方叛乱武装组成的反革命队伍疯狂进攻。就连成都、重庆一带，也土匪暴动，抢粮掠财、杀害工农干部和社会党员，袭击并枪杀红军征粮工作队员等事件屡有发生。
熊克武和喻培伦、但懋辛两人现在都在成都，西南特委另一位主要的领导人饶国梁则在重庆任川东地委第一书记，负责镇压川东一带的匪患。
而在解放战争末期自命为四川红军总司令的川军军人刘存厚，现在也在成都。西南红军进驻成都后，刘存厚表现还算较为老实，并没有抗拒社会党对川军的改编。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的社会党党员数量较少，红军力量也比较弱，因此在反干涉战争爆发以前，中央虽多次派遣工作队赴川滇黔三省展开工作，可也由于战争爆发的缘故，派遣南下干部支援的行动只好暂时中止。
刘存厚麾下相当部分的川军部队，都还没有像河南、直隶、陕西等地区的老北洋军那样，接受红军彻底的改编。
两个月前，也就是刘存厚的部队由于反对社会党发起的田主退押运动，有一整个团的士兵在大邑县哗变，杀害了数十名政府工作人员以后围攻县城一天一夜，最终虽然被驻在成都的西南红军部队迅速打垮，但也至少有七八百名溃兵携枪蹿入山林，同当地土匪合流，形成更大麻烦。
“山东已经签署了停火协议，我看正式的和平条约也就在这几天吧？”但懋辛轻叹一声，“西南地区形势复杂，等到红军主力腾出手以后，川滇黔三省才能把之前未尽的清匪反霸运动进行到底。”
社会党政权入主中央以后，过去实行的大区特委、地区地委和县委的三级党组织体制，就已经显得不太适合当下政治格局了。
在第一届全国国大基本补选结束以后，中央就按照国大的东北国大委员会、华北国大委员会、华东国大委员会……这些大区国大委员会下属省级国大委员会的形式，决定把社会党的全国各省区党组织也改为这样的四级形式，即在特委和地委之间增添省委一级。
随着滇军接受红军的改编以及逐步撤出贵州，饶国梁就即将出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喻培伦则将在红军主力回调内地以后，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前往昆明解决实力依旧强大的滇军问题。
喻培伦沉声道：“四川各地土豪劣绅和小军头数量还很多，清匪反霸搞下去，减租退押就不能贯彻执行，这些人手上掌控着地租和押金，就有力量抗拒革命的潮流。四川不是有一句民谣吗？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利厚押金高，在退押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让步。”
押金高，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地方特点。
四川地主的地租分为物租与活路租两种。物租为分租制，一般的是定租形式。几种租佃形式中以定租最为残酷。正租，即谷租，一般地要占常年正产量的八成，甚至有的高到十成，即所谓“满租”。不论年成的好坏，均按租约收租。地租的剥削，不仅表现在租额高，也表现在种类多，还表现在条款的强横霸道，更表现在加租的漫无限制。
农民除了交纳巨额地租外，还要给地主交纳大额的押金。押金，又名稳租、随租、押头等，其数量相当于土地一年年租额或年产量，有时甚至会出现加押而使押金高达年租额的几倍。地主敲取农民押金的目的，是准备在农民交不起租子的情况下，从押金里面扣除。
西南特委鉴于这种情况，颁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内中规定，凡是被划定入地主之列的土豪所出租田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并且除此以外均不得预收地租或地租以外的任何变相剥削。
但这一项减租，也因为社会党在四川力量暂时不足的缘故，很难贯彻执行。
所以
这时候熊克武、喻培伦等人都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退押工作上，减租需要大量干部长期进行细致周到的复杂工作，退押则简单许多，不像减租那样需要长期维护才能形成效果，而是属于让土豪劣绅一次性退给农民全部或部分押金，更容易执行起来一些。
退押工作主要是靠农会进行，虽然四川省的党员数量到1914年年底为止，也只有约一万人，但农会会员的数量却已经高达二百多万人，规模极为庞大。
要组织这群对马恩主义林淮唐思想一窍不通的农会会员，去做复杂细致的减租分田工作非常困难，但要组织他们去索要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押金，便简单得多。
只是熊克武提到退押问题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迟疑：“这确实是一个具有伟力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但农会会员都缺乏政治训练，中间出现纰漏的情况实在太多，大邑县那次哗变多少也和这有关。”
由于受过完善政治训练的合格干部数量很少，由农会会员主导的退押运动不免出现大量的乱子。例如干部打人的虽然很少，但群众打人、吊人或施行其他变相肉刑的不少，有些则是干部允许或授意的；有些地方干部急于求成，想尽早完成退押后转到土改，因而又犯急性病，滋长了命令主义；有些地方反映，底子厚的大地主损伤并不大，而小地主则底子薄，打得较厉害。
在川西一些地方，还出现部分中小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的情况。
喻培伦反驳说：“这次退押，大地主拿出东西太少，中农得利很多。因此，有些地区提议把对地主的政策放宽一些，即允许找些题目使大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又有些地区提议在中农自愿的条件下把富裕中农得到的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
我看呢，这些意见都有很大问题，对守法的大地主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至于把富裕中农应得押金分一部分给贫雇农的办法，更属原则错误，这还是想一次就解决贫雇农困难或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思想在作怪。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在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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