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押运动当中，获得经济上的果实还在其次，关键在于打压地主豪强的气焰、削弱反动派的物质基础，同时退押对土豪劣绅经济上的打击处在其可以容忍的极限上，既不会太多把本来可以争取的进步有产者彻底逼到对立阵营，也不至于会让反动劣绅混入革命队伍里来。
运动中，西南特委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
这样，也是在为下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奠定一个可靠的动员基础。
只是本来行之有效的退押运动，由于红军主力东调，还是一下子出现了大量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川军频频出现打着反对退押运动旗号的哗变事件。
甚至连有的土匪，也打出什么反退押、反清田的旗帜。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还是今后西南省区最重要的四大任务。”熊克武说，“你们说得对，困难总是暂时的。等到红军主力打回来，等到农会规模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川滇黔三省的群众基础就会改善很多，到时一定彻底镇压反动分子，也要由工人、学生、工商界代表组织支援农民翻身委员会。”
但懋辛点头道：“过去各乡国大委员会成立了成立调查评议小组，可以酝酿确定斗争对象，一切措施其实都准备齐全，就等红军回来，开春以后我们便可以开始行动。”
“刘存厚呢？”喻培伦问道。
熊克武答道：“他还是有些小心思，这点谁看不出来？中央准备调他到淮海省去，担任导淮水利工程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样解除兵权，给他留一个优容的位置，结果如何就要看刘存厚自己的行动了！我们就继续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和控制，现在四川省内，刘存厚的实力虽然还不可小觑，还绝对已处红军之下，如果最后要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也有办法，就打到底，彻底解决掉刘存厚。”
但懋辛说：“希望他想得明白，这场国战的胜利以后，身为军人，真不该再对新中国存有疑虑了！”
1914年四川省的冬天就处于这样紧张与欣喜并存的微妙平衡中，随着红军在山东彻底战胜日本军队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大省区，在冬日第一场雪的白色雪花里，所有人都要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也重新考虑自己对于中央革命政府的态度了。
这是一场空前的胜利，百年来所未有的国战大捷，日本人狼狈地逃离了山东，红军则光荣凯旋，从东北的冰天雪地到川滇的密林山谷，从西北的黄土高原至东南的万里波涛，无论你本来站在红色或白色、进步或守旧的任何立场，到这时候，都至少该清醒认识到一个事实——
这老大国家，已经确确实实被林淮唐、被中国社会党掌握住了！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能够挑战革命政权的统治。
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仅仅是拉开帷幕，而且已经在不少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降临，并沿着惯性开始了至少将延续数十百年的狂飙大突进。
即将到来的1915年也就是民国四年的元旦日，注定将会成为全中国绝大部分国民狂喜乱舞的一个重大日子。胜利的氛围已然满溢在北京城内，市面上都传闻着外交部已经确定了正式日期，来年的一月七日就会和日本人在天津签订一份正式的停战条约。
只是在欢庆以前，政保局的干部们也在行动着，他们将扫除这国家中害人的虫豸，确保胜利的欢庆万无一失，也确保不配分享胜利果实的人，不能到圆桌之上。
一队手臂上带有红色臂章的政保局黑衣干部穿过大街，他们都换上了圆形的头盔，还有大批宪兵荷枪实弹把低调俱乐部所在的街道完全封锁起来，京师警察厅的军警也全面出动，按照汪精卫给出的人员名单按图索骥，开始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这次行动由北京地委第一书记李大钊亲自指挥，他刚刚走出市政府大厅，大门前还悬挂着北京特别市市政府的木牌，上面文字的油漆都尚未干透。
这个刚成立的市政府还是采取委员会制度，社会党人占据了绝对多数，李大钊也担任了市政府主席。所以从这以后，北京就正式成为了辛亥以来中国第二个市级行政区。
第一个市级行政区，当然是上海市民自治市政府。
本来在晚清时实行的地方行政区区划制度，是省——府——州——县四级，其中也有一部分州属于直隶州。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把持的中央政府则废除了府、州两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这点袁世凯的想法和孙中山类似，因为孙中山也支持废除府、州，实行县自治和省管县的方案。
不过从实际考虑，顾及到行政效率方面，一个省怎么可能管得来那么多县，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呢仅有省、县两级地方行政区。
所以袁世凯就在省、县之间又增加了道一级行政区，这里他还打着一个削弱地方、集权中央的心思。就是在各省普遍设立道级行政区以后，再推行废省设道的改革，这样就能大大削弱那些隔绝一省的
军阀势力。
不过北洋政府还未实行废省设道，甚至就连各省区的道政府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几个的时候，就被林淮唐率领红军彻底打垮，省道县的规划自然不复存在。
社会党接管中央政权以后，自然就把林淮唐过去在地方上实行的制度推广到全国范围之内。
社会党比较重视县以下的政权建设，如乡、村两级国大政府的精密设计，都是过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来中国王朝所极罕见的。
但在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设计上，社会党就没有做过太细致的规划——自然，这也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党控制的解放区没有那么大，根本毫无必要考虑到这一层。
过去战争时期，林淮唐因陋就简，在省和县之间设计了地区这一级别的行政区，本来地区只能算作一种临时的设置，现在长期以往的积累下来，竟然成为了推广到全国范围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
其实在长远来看，地区这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肯定还是有必要进行改革的，只是现在这一问题还不能算作社会党政权亟待解决的最紧要问题之一。
地区是高于县低于省的一级行政区，但它实际上就和清末时的府一级行政区一样，完全就是广域行政区，依旧存在诸如附郭县这样的问题。
毕竟在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城市才是行政活动的绝对中心。而不管是地区也好，还是府也好，它管理都不是面积较小的单一城市，而是主要管理广阔的乡村地区，对城市的管理靠的还是县政府，但县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又很明显是根本没有办法管理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更无法管理诸如徐州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
所以为了解决商业大都会和工业城市的管理问题，全国国大的补选结束以后，林淮唐才在国大上提出了陆续设立一系列特别市的提案——首先要把上海、北京、南京、徐州、广州、天津、青岛七个城市，设为特别市，今后再按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情况，陆续设立更多的市一级行政区，逐渐替换取消掉地区级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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