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饶勒斯也补充了一个较赞成的发言，他颇有深意地讲道：
“党的领导当然是正确的，党的用意当然也是善意的，但只要存在这种直接的行政统辖关系，那么就必然存在官僚主义。受这种官僚主义的影响，党原来正确的领导、善意的决定，发展到基层的时候，也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就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党中央不是在提倡‘以出口为纲’的口号吗？扩大出口规模是好事，现在欧洲战事如此激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当然应该有策略地利用这种国际局势，来巩固革命政权的经济发展形势。但据我所知，自从中央提出这个口号以后，发展到下面各个工厂那里就有点变了味儿。
很多工厂一味强调出口、一味强调产量，为了不仅降低了安全规章的标准，而且还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增加工人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有的工厂说什么响应上级号召，干脆把每个月四天的假期直接减少一半多。
在这个过程里工厂委员会发生什么作用了吗？他们不仅不能出面抵制官僚主义、保障工人的正常权益，反而是为了所谓贯彻上级领导的要求，喊起了促生产的口号，一样是把产量放到了工人权益之上。如果工厂委员会必须接受行政领导、行政管理，那它又怎么可能发挥工人监督的作用呢？产业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饶勒斯的话多少和刘师复的意思雷同，但他似乎又另外意有所指。
李大钊赶紧给两人沏茶，从中打圆场说：“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革命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起码还要有好几年的过渡时期呢，关于两位谈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讨论、慢慢讨论嘛。”
饶勒斯耸了耸肩微笑起来，也不再多言，只是刘师复深深看了李大钊一眼，欲言又止，最终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但有一点李大钊也认为饶勒斯说得很对，那就是目前中国的工业建设都是以出口为导向。但按照李大钊通过阅读马克思原典所理解到的社会主义，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难道是能够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口之上吗？
可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又确实极有利于中国的出口，似乎没人能反对林淮唐提出的“以出口为纲”的发展战略。
更何况就算有人心怀反对意见，也不可能拗得过林主席那崇高的威望。
现在山东省、淮海省、福建省和广东省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土地革命，其他省份也都在进行着规模空前壮阔的减租退押运动，在减租退押运动全部完成以后，土地革命势必将推广到全国所有省区。
而等到土地革命结束以后，全国范围内都会像现在的淮海省那样，开始推行起合作化运动，把分散的小农重新组织成一个又一个的农村合作社。
可李大钊忧心忡忡的问题，那就是在“以出口为纲”的大方针下，真能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与合作化革命吗？土地革命和合作化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民的生活，还是为了提高田地的产出和农产品的出口量呢？
李大钊又想起了此前林主席在全国国大上雄心勃勃的讲话——“同志诸君呀，我们准备用四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层面上的积累期，为了这一目标，就必须充分利用对我有利的国际局势，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出口额，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以最快速度完成经济上的初步积累……”。
国内、党内真正能完全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数量还是太少了，因此林淮唐在大会上公然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搞积累这种话来，居然也没有在党内引发什么震动。
大部分党员都已经习惯了林淮唐的领导，绝大部分人都是纯粹的执行者，似乎林淮唐说出的每一句话、提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
这有什么奇怪呢？
过去的历史，已经强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跟着林主席走、只需要跟着林主席走，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今天先谈到这里吧。”刘师复摇了摇手，“等到改天再有时间，我再和饶勒斯先生认真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守常啊，你和卢森堡女士住的近，你带她一起回去吧，车费方面回来还是交给我来报销，从我的薪水里扣就好。”
李大钊擦了擦手上的污渍，说：“票钱也没有几个钱，这我自己来出就好，书记，那我们路远先回去，你们几位在这里再接着谈谈也行。”
红军刚刚入主中央不久，革命以后的新政府确实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令李大钊感到和从前的清廷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为不同。
虽然因为受战争影响的缘故，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差，像北京市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搬进市府大院里李大钊才发现那里面只有一座大空院子，连桌椅家具都没有。
市政府的委员们都算高级领导人了，大家也都同样地打地铺，睡稻草，喝菜汤，啃馒头，开小会就坐在地铺上，开大会就坐在院子地上或者台阶上，这样连续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才给市政府调拨来一批家具。
那种一点不在乎生活物质条件的景
象，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那最激烈的几个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就极为罕见了。
以后虽然物质条件逐步改善，但所有人革命热情依旧，工作轮着干，每天三班，虽然政府有规定一个月四天的假期，但很少有人休星期天。
而且所有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坦诚又真挚，尤其是年轻干部，没有等级观念，不论职务高低，都平等相待。特别是市府机关，对各级领导都不称官呼，相互直呼其名。有的出于尊重，才称为某某同志。
干部之间更是叫老张小李，或者就叫绰号。学习讨论时，有什么说什么，没有顾虑。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事后照常协同工作。过组织生活，都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给上级领导提意见也是常有的事，大家处于一种十分宽松、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里，心情舒畅的努力工作。
李大钊自己因为是社会党的地下党员出身，又一直做文职工作，没有参与过红军的军旅生涯，所有一开始就不太了解组织工作的严格程序，也缺乏组织纪律观念，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就算是刘师复找他谈过好几次相关的问题，刘师复的口吻也非常亲切，真正做到了像父兄一般的关怀和温暖。
北京党部和市政府都直接受刘师复的领导，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大钊就算对刘师复一些过于“左”的言论很不以为然，他也从不会拿这一点说事。
社会党各机关的工作人员，要给家人朋友寄信，通常也都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领导同志讲话、作报告，很少有念稿子的，都经过本人精心准备。
去年初冬，市府在故宫前的露天剧场举办青年讲座，李大钊也是请了刘师复来讲革命人生观。当时市府准备派车去接刘师复，但刘师复说路不远，坚持要自己走着来，在寒冬季节里站着连续讲了两三个小时，最后离开时还是穿着―身灰棉衣，就戴一条薄薄的围巾，一个人在寒风中缓缓走回家去。
像这样一个人，绝对是一位无比坚定和忠诚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