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会参与革命的人，必然是在各方面的思想都处于较时代更前卫的位置上。例如在封建时代，男女婚姻完全被宗族大家长所支配，那么革命者大多数自然更倾向于提倡自由恋爱，在资本主义时代，男女婚姻被物质、金钱和社会地位所支配，那么革命者当然也就更提倡男女关系回归到纯粹生理和精神的方面。
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听来，柯伦泰的“一杯水”主义何止是石破天惊，简直是毁天灭地，灭绝人伦那都是轻的了，根本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荒淫至极的大妓院了。
性关系是人伦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不仅神圣神秘，而且庄严肃穆，更令人感到羞耻至极，轻易不能提在嘴上，怎么可能能同喝一杯水相提并论？
还好柯伦泰写给林时爽的信件，只在两人私下交流，没有公开登载在社会党的机关报上，不然这在许多人看来岂非是要坐实了反对派对社会党“共产共妻”的污蔑？
林时爽对林淮唐在男女婚姻问题上的保守姿态，多少就有些不满意：
“只有完全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的理学老夫子们，在面对资本主义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冲击时，才会想要用清教徒式的禁欲来解决问题，他们只想应该重新建立家庭的旧基础，并加强那些朽气可闻的性道德。我们革命者怎么能这样做呢？禁娼我完全支持，但跟着禁娼出台的许多条例，还有君汉你之前对新《婚姻法》写的那份意见书，实在都有些太过于保守了！”
林淮唐发动禁娼战争的同时，也重新加强了辛亥革命特别是解放战争和反干涉战争结束以来，社会上愈加开放的男女交往风气。
自社会党掌握中央政权以后，党的各类机关书报已经陆陆续续翻译介绍了不少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文章，其中很多鼓励自由恋爱、自由交往的内容迅速在青年人中间风行起来。
林淮唐觉得支持自由恋爱，但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革命者就连封建的婚姻制度都还没有完全打倒，一下子就跳到破除资产阶级婚姻制度，这步子就实在太大了一些。
更别说像柯伦泰夫人这样在革命者里都算前卫分子的人，他们的理论对今日的中国而言，在道德上迈的步子未免太大。
就算在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一般中国人可能都接受不了“性关系就像喝一杯水”的观点。
林淮唐放下手里的茶杯，低声说：“不错，我是在意见书里建议了，希望加强对各级学校内男女学生恋爱交往的控制……我也可以公开向阿文你讲明了，我是反对杯水主义的。”
左翼价值观最强调的就是自由、开放、反传统等理念，只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左翼革命者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包围城市”因素的影响，不得不极力统战团结农民阶层，导致了中国的左翼革命者在生活方式和婚恋伦理方面都不得不向农民的乡土传统和军队的军事禁欲需要大幅让步。
但林淮唐领导的社会党革命，同中国历史原来的红军革命相比，虽然也有很长的一段农村革命时期，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以农会为党最强大的基层组织，但很明显中国社会党由于很快就夺取大量城市，现在更入主中央，受农民传统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
反而由于中国社会党在理论方面过于依赖林淮唐造成的孱弱，使得党在价值观上很大程度是受到国际革命者的影响，所以社会党人在生活方式、男女关系这方面肯定要比中国历史上原本的红军开放得多。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典，在伦理上可说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国际上的共运革命者，在性、婚姻、艺术等等方面，也基本上都是以先锋派面貌示人。
比如那些让一般人看着只觉得莫名其妙的种种现代主义艺术，其源头先锋派艺术的大本营就是苏联。
“有些同志也写信跟我谈过，观点和你一致。”林淮唐悠悠说道，“他们觉得我在意见书里提的建议，对结婚、离婚的限制太多，是压制了妇女权利。还有对社会风气的限制，也有人觉得我的作风太保守，不够革命。”
“但是啊……阿文。”
林淮唐两手握在一起说：“党的一大基础依然是农会，太过于先进的婚姻法和男女交往风气真的能那样容易地移植于中国社会之上吗？当然，我明白你想说什么，革命一定是困难的，我们搞土地革命不是更困难，搞合作化不是更困难，还不是一样搞下去了？且慢，你听我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吧，在性问题上我并不觉得男女交往保守或开放有什么差别，但性病如何解决？避孕问题如何解决？这才是我所关心的重点所在。”
林淮唐一手拍在林时爽肩膀上慢慢说：“性病问题的背后是我们国家近现代医学的发展问题，就算性关系真像一杯水那样简单，但治疗性病呢？还能够像喝一杯水一样简单吗，我看可不行了。更别提避孕问题，英国和法国现在已经在用天然乳胶生产避孕产品，但中国的橡胶工业还一点都没发展起来，什么避孕产品也生产不了，这样的工业基础，能经受得住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吗？”
林时爽还想说点什么解释的话，但又被林淮唐直接
打断：“第二国际的那些志愿者对我们帮助很大，但他们的不少观点未必适合中国革命的现状。他们的思想是伴随欧洲工运斗争而起，也不一定就适合中国的土壤，你想想，西欧的工业比我们中国现在的工业到底发达多少？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本本主义生搬硬套可不是好事情。这样吧，你和国际纵队的那些朋友打交道比较多，还是跟他们多谈一谈，他们有的话放在中国不仅是不适合，而且很可能还会起反作用！”
林淮唐靠近林时爽，沉声说：“阿文呐，你要跟我们的国际朋友多谈谈，让他们最好对中国有更多了解以后再去放大炮。”
林淮唐这几句话，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他甚至隐隐想到一个问题，社会党今后要不要限制第二国际那些理论家的影响力？不说考茨基、伯恩斯坦那些社民派的人，就算是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饶勒斯、蔡特金、柯伦泰……这些亲自跑到中国参加革命的第二国际左派革命家们，对他们文章在中国书刊上的发表和翻译要不要做一些限制？
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林淮唐自己亲自写文章正本清源来说服所有人。但说实在的，像罗莎卢森堡或柯伦泰这样的人，就连列宁都无法彻底驳倒其理论，光靠纸面上的争论大概率是得不出任何结果的。
可是限制反动派发表文章那也就算了，连左派共产主义者这样根正苗红的革命家发表文章都要限制？又是不是有些缺乏道路自信了……
林淮唐想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又对林时爽说：“限制翻译和发表国际朋友们文章的事情先缓一下，唉，这方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党自己的理论工作做的太差。”
林时爽的表情变得有些怪异起来：“我还以为你想设立一个审查书报的部门……我多考虑一下又觉得这么想未免太可笑，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性可是批评透顶，也很说明了普鲁士的书报审查制度除了显露出自己的脆弱以外毫无实际上的用处，君汉，你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吧？”
林淮唐直勾勾地看着林时爽，没有再继续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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