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有欧洲人意识到欧战会成为一场如此漫长且持久的战争，谁也没有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更不用提打几年的仗了，大战刚进行了几个月，德国和奥匈帝国就都出现了食品短缺的现象。
1914年10月，维也纳杀了一万匹马，第二年的春天，德国农名拒绝执行不给牲口喂粮食的政府禁令，于是柏林的官僚命令屠宰所有公猪，整整九百万头牲畜被杀，其结果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先是猪肉价格大跌，然后是剧烈上扬，而且是持久地居高不下，已经没有足够的供应了。
战前，德国每年必须进口200万吨硝酸盐、磷酸盐肥料，必须有600万吨谷物做饲料，必须有100万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当这些生产要素减少了后，农业生产率开始下降；谷物的产量在1914年至1917年间下降了一半。军队的需求必须优先满足，这个需求的数量巨大，而且缺少弹性，德军每周的需求量是：1700万磅的肉，6000万磅的面包，1.3亿磅的马铃薯。
今年5月份时，维也纳爆发第一次食品骚乱，秋天后柏林也跟着爆发了粮食骚乱。柏林的食品价格在大战第一年里增长了130%，两年后增长了600%。即使是产业工人，他们工资的增长也难以跟上价格上扬的步伐。
而且大雨、过早的霜冻、缺少肥料、缺少人工等等问题，也使得即将到来的1916年将成为一场属于欧洲文明的大灾难。
正如这一百年来欧洲人在世界各地进行征服运动时，制造的种种灾难一般，天启骑士在践踏了整个地球以后，终于将饥荒和瘟疫带回了文明灯火近乎熄灭的欧陆。
由于极度缺少肉食和牛奶，所以马铃薯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但是，德国的马铃薯产量下降了一半，奥匈下降得更多。上千人每天只能排队喝汤。纺织品用纸和植物的纤维制成，鞋用纸盒木头制成，咖啡用树皮制成。数万赤贫的战争寡妇带着孩子们，要排上几天的队领取可怜的定量。
为了生存，德国人越来越依赖一种平时人类不爱吃的蔬菜，粗陋的甘蓝。
柏林一家主要医院的内科医师主任报告，大约有8万名儿童在今年死于饥饿。
在奥地利，一个家庭只允许烧热一个房间，这导致冻伤流行和管道爆裂。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人们用狗拉车，后来，狗拉车也没有了，因为人们把狗吃掉了。匈牙利原来农业产量较高，后来，人们因缺粮而吃马和狗。德国因缺少燃料而关闭学校。大战前，估计每个成人每天平均要摄入3400卡路里；大战期间，下降到1200卡路里。妇女肺病死亡率从每10万妇女14人增加到23人。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患佝偻病、骨畸形、关节畸形的人普遍增多。
欧洲的民众都受到大战的影响，协约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同样不容乐观。
法国人的生活受影响最小，生活质量比敌人和盟友都要高。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有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有利条件，一方面，运输货物的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港口，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为了抑制人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把食品进口置于最高优先级作为手段之一。
但对法国人而言，问题在于煤炭，由于德军已经占领了法国主要的煤炭产区，这就导致了法国人的供暖能力被极大削弱了，1914年的冬天还能勉强支撑，而1915年的冬天则注定了巴黎街头上将出现无数被活活冻死的可怜人。
而英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本来就远远不如法国，在战前英国本土六成的食品就是依赖进口，大战爆发后，英国一开始试图推行资源配额制度，施行结果证明无效，于是实施强制性的措施控制短缺原材料的分配。营养水平下降的结果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肺结核死亡率上升了25%，婴儿死亡率也上升了。
卫生保健水平也变差了：成千上万的医生跟随英国远征军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英国国内许多病人和伤员得不到救治，许多人只是患了小病结果就因为缺乏良好的治疗而死去。
俄国就更不用说了，俄国在许多方面都遭受了失败，糟糕的粮食管理仅是其中一例。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养其人口，在大战期间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可是几百万吨的剩余谷物滞留在黑海的港口，准备输送到国外，但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另外，俄国在粮食配送上越来越失败，无法把粮食运送进城市里，俄国城市里有大量的难民，包括几百万被俄军在1915年从波兰赶出来的犹太人。大部分铁路运输能力被军队占用，剩余的运输能力处于混乱之中。在大城市中，粮食价格的增幅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彼得堡的婴儿死亡率在1914年和1915年成倍增长。
俄国内地的城市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市民骚乱和工人罢工活动，军队被派遣去镇压骚乱，但多数军队拒绝对骚乱的民众开枪，由于大敌当前，沙俄当局也不敢强令军队进行镇压，因此只能对这些骚乱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
据说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只有供几天消费的粮食储备，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随时可被点燃的火药桶。
欧洲的情况如此危急，这就让农产品的国际市价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商船船队规模也正在与日俱增，每天都有数十条轮船满载米麦驶向西欧，由于需求大增，社会党政府就可以用相对较高的价格征购各地农村自耕农和合作社生产的粮食。
即便征购价格相对较高，但由于英、法都愿意支付高额价格，英国政府甚至授意了驻华公使朱尔典亲自拜访林淮唐，向林淮唐表示必有情况下英国甚至可以直接用黄金这样的硬通货来采购粮食，所以社会党政府以很高的征购价格向农村统一收购粮食后，还是可以获得充足的用于投资工业建设的资金。
一般而言，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工农业剪刀差”理论，指的就是由革命政权彻底掌控农村的基层政权以后，建立起完全的统购统销体制，禁止农民私自出售粮食，只能由政府以极其低廉的征购价收购粮食以后再对外出口或者用作城市工人口粮之用，这样来换取对工业建设的投资。
但现在因为欧洲各个参战国危在旦夕的饥荒，各国都愿意承受极高的粮食价格，这当然大大利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和合作化革命的中国社会党政权。
革命政府手上掌握的资金将成倍增长，而较高的征购价也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也有能力在农业生产条件良好的地区规划更大规模的国营农场。
而且，由于英国、法国这两个最主要的买家都急需小麦，小麦的生产相对水稻的生产更适合于大规模的农业协作，所以这点也有利于山东、淮海等地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农村合作社能够迅速站稳脚跟。
仅仅1915年上半年的六个月间，中国的小麦出口就扭转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的局面。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则是由于中国的小麦正日渐成为对英法而言极重要的救命口粮，所以中国也自然在关税谈判里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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