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翼在陕甘一带绿林江湖的人脉极广，除了邓宝珊以外，还有不少当初跟随左宗棠入湘但前些年被杨增新卸磨杀驴的湘军和哥老会子弟后代，也都和胡景翼相熟，其中一部分人在杨增新堵塞阳关试图割据新疆时，还主动穿越河西走廊投奔红军。
这群人和邓宝珊一样，都非常熟悉南疆、北疆地区的地理形势，其中也不乏有人同新疆本地的伯克王公旧贵族存在多年交往的关系，所以此时也跟随红军西进。
血色残阳覆盖着孤立黄沙之中的玉门关，一队队红军骑兵在黄土间穿心而过。远处自晚清以来逐渐被弃置的卫城衰朽、颓败、形销骨立，犹如历史留下的遗骸，城垣背后拖拽着的宽厚身影，尚呈现着决绝的苍老和凝重，令胡景翼、马鸿宾和邓宝珊等人回忆起这些断壁残垣都是当年左宗棠入疆平叛时遗留下的兵站和据点。
“听说杨增新在把新疆省会从伊犁迁到迪化以后，就在都督府的辕门前高高挂起一道横幅，写的是西出阳关无好人。”
邓宝珊立马祁连山前，山巅的云横卧于千年白雪之上，几只苍鹰从星星峡中飞了出来，绕着关隘飞翔、盘旋，然后便带着啼血般的哀鸣消失在苍莽的云烟之中。
黄沙白草无语，风声消隐，只有几只雪狐匆匆地踏着梅花碎步，蹙进红军阵列旁的红柳丛里。
“西出阳关无好人吗？”胡景翼手持马鞭，有些默然，“杨增新这句话不无道理，晚清以来，愿意西出阳关千里迢迢到新疆做官的人，又有几个人是为了经营我中华的边疆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一到新疆为官就变本加厉盘剥百姓，想的都是在一任官上尽快赚饱私囊便赶紧回关内去，说是西出阳关无好人也不为过。”
“但时代已经变了。”
红军进军新疆的西征兵团，除了胡景翼原来带的骑兵第一师以外，还从由张凤翙所部陕军武装里改编了两个师的新部队，都由胡景翼统一指挥，兵团政委则由胡景翼的老战友张默出任。
张默说：“发动伊犁起义的同盟会革命者们就已经和旧时代的官僚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杨增新自己是旧官僚出身，便一味以为所有新生的革命者都和旧官僚一般陈腐，这才说什么西出阳关无好人，其实哪有道理？现在时代浪潮已经冲击到新疆的面前，杨增新闭关自守、抗拒中央，已经罪不可赦，是林主席和中央政府念及他多年来维护边疆统一的功劳，这才对他怀柔，杨增新却把中央的怀柔当成了红军的软弱和无能……”
红军队伍继续向前踏过星星峡，中国社会党虽然采取宗教自由的政策，并不限制国家公民信仰宗教，但若要入党或是参加红军，便不得信仰任何宗教。
所以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祥就是因此没有入党，马鸿宾本人倒是在仕途和信仰上很爽快地做出了选择。马鸿宾的另一个兄弟，同样在宁夏马家军中颇具实力，地位举足轻重的马鸿逵，便是由于瞻前顾后，没有积极主动放弃宗教信仰争取入党，这才丧失了兵权，随着红军大举进入宁夏地区以后，不得不完全退出军界。
马鸿宾部下的马家军旧部，也是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在红军整编的过程中出了大大小小不少“意外”，抱团暴动叛乱的事情也很不少。
但马福祥、马鸿宾父子均坚定支持中央，所以到现在也没有闹出什么大的纰漏来，只是宁夏马家军的部队几经整编裁撤，到此时进军新疆时便只剩下了两千条枪、三千匹马了。
不过马福祥得以升任中央革命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地位和被从云南调入北京任职的唐继尧相同，其实也是林淮唐对其非常的优容了。
毕竟在解放战争前后，唐继尧身为云南都督，实力、地位和国内的威望，都远远高于仅担任过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
至于马鸿宾，虽然他麾下的宁夏马家军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被裁撤到了仅剩下两千多人的程度，但他自己则升任为入疆第一兵团下辖骑兵第二师师长，麾下被裁撤的宁夏马家军兵员，多数也被社会党政府在银川设立的工矿企业吸纳消化，解决了出路，生活也有了着落。
这就比抗拒红军，最终被彻底消灭的甘肃马家军、青海马家军结局好得多。
马鸿宾跟着队伍一起前进，参加红军以后的改变也很不小，环境和教育对人的潜移默化有时候是很让人想不到的。特别是在红军内部整体上官兵一致、吃苦耐劳的大气氛下，像马鸿宾这样的公子哥儿也很难不受感染，更何况解放战争前后的一系列战事也早已令他明白了红军的力量，战争的锤炼早使他和亲兄弟马鸿逵那样的恶少愈发不同。
荒原上那深陷于泥土中的昆虫残骸，是几个世纪以来干涸了的化石遗址。褐黄色的烟雾火燎的痕迹，也见证过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涂抹着鸟粪陈旧斑驳的裂缝和路旁斜倚的几株红柳，又伴随着红军的整场征程。
“杨增新没派一点部队到哈密这边来吗？”马鸿宾有些迷惑，“司令、政委，你们怎么看？从哈密到迪化，一路上苦旅千里，万一有个什么问题，咱们回家都难啊，要不要先在哈密这边休整休整？至
少建立一个大的兵站。”
西域苍茫，天狼星寒凉的光芒永远照耀着这一片山河大地。祁连山下是霍去病奔驰过的古战场，一想到这点，胡景翼的热血便免不了又沸腾起来。
玉门关的土墙之外，西北以北的漠野中——鄯善、婼羌、且末、于阗、龟兹、车师、高昌、月氏人、楼兰人、突厥人、匈奴人、丁零人……多少个民族在这片黄沙中起起伏伏，留下痕迹，又倏忽间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真正强盛的时代能将步伐企及西域，也只有企及了西域的时代才有资格稳定强盛的殿堂。
就算是满清那样腐朽的政权，也会由于远征绝域的功绩在青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而今天新时代的赤色旗帜就要由我们这些人来插到长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山巅，这又是何等的荣耀呢？
胡景翼毫不犹豫地说：“兵贵神速，从河西走廊到迪化何止千里？杨增新又自以为解放战争以来，他虽然抗拒中央、割据自守，中央当不至于在此时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控制边疆地区，所以才对哈密防务如此轻视。但随着形势继续发展，等杨增新注意到西征兵团入疆的决心以后，他肯定会集结兵力甚至是利用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来阻挠红军前进……正因如此，我们更要抓紧时间，在杨增新反应过来中央是要迅速彻底地解决新疆问题以前，就前进至迪化附近。”
大漠边关，从星星峡到迪化沿途是如此的荒凉，古时候繁盛如斯的丝绸之路早就不知道荒废成了什么样子。胡景翼大胆前进，同时也就意味着西征兵团稍有不慎，就可能丧失归路。
前进容易，但如果进退维谷呢？马鸿宾也很担心到时候红军还能否顺利退回甘肃省。
邓宝珊信心满满，扬起马鞭说：“我当年应募新疆新军，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从这里跋山涉水走到伊犁去的。伊犁可比迪化远得多！笠帅放心，我肯定能带大伙顺利走完这趟路。”
红军内部官兵之间的称呼，按林淮唐的要求要么直接称呼某某同志，要么就是以职务称呼，如胡景翼身为西征兵团的司令员，就应当直接称呼胡司令员。
但这毕竟还是1917年的时代，清朝的统治终结也才不过六七年的时间而已。虽然中国社会党的政治教育工作正在以空前速度改变着这时代中国公民的精神面貌，但长久以来的尊卑之别习惯依旧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彻底根除的。
林淮唐自己尚且还常常被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为“汉公”，在红军内部，特别是许多这两年来才从军阀武装整编过来的新部队里，或者是一些像胡景翼、邓宝珊这类江湖气比较重的老战士里，很多人还是会沿用清军、北洋军那样“某帅”的尊称来称呼军队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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