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也是林淮唐所考量的问题，“在解决日本于南满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前，我们的任何政策实施都不能说是外部环境如何高枕无忧。”
在工业化路线上，林淮唐当然倾向于刘师复的农村集体化和超工业化路线，这毕竟是被历史已经证明了卓有成效的办法。
问题在于，外部环境是否允许社会党现在就实施跨越式的超工业化政策？
和历史上的中国不同，1917年可没有一个国力强盛的苏联给林淮唐带来一揽子的156个项目援建，中国如果采取超工业化路线，那就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情形，而只会是像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痛苦挣扎的情形。
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远比历史上1928年苏联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工业基础差得多，国际环境上虽然有欧战带来的利好，但情况也绝不如苏联赶上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外部融资和技术引进环境好。
被历史证明了成功性的路线还有另一条——那就是历史上中国在中苏分裂以后实行的人民公社路线。
人民公社不等于统购统销，也不等于工农业剪刀差，甚至实际而论，人民公社更接近工农业剪刀差的反面，单就农业税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税的比例其实一直在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1964年的9.61%，最低为1980年的4.05%，平均为6.83%，这个数值绝对谈不上达到工农业剪刀差的程度，更谈不上达到了压榨农民和农村来搞工业化的程度。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给人以负担沉重、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的印象，其实是因为这期间农业税虽然低，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民办中小学、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在此期间大幅增长，在60年代，农村集体提留是农业各税的两倍多，这才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最大的负担。
但集体提留是用来干什么的？它绝不是榨取了农村以后，用来发展城市重工业的。
农村集体提留几乎都用于投资农村本身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和农村初级保障体系。
人民公社时期修起的无数水利设施，消灭了大量瘟疫、流行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这种超前发展、超前消费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在1979年时把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提高到了68岁，婴儿死亡率下降了3.7%，这远远高于当时绝大部分和中国处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和社会。
在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中，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的建设相对当时的生产力，是超前的，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对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具有极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但是人民公社路线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超工业化路线相比，也绝非尽善尽美的一种更好方案，这只是当时中国和苏联基于不同国情和外部环境实行的更适合于自己的工业化路线而已——但确确实实，历史上中国和苏联走的工业化路线绝非同一方案。
历史上的中国在80年代也放弃了人民公社路线，选择了通过房地产证券化的方式，把人民公社模式培养的一代高素质劳动力引入城市，用实质上就是证券化了的房地产榨干一代人最终完成了工业化，作为代价则是农村的大规模衰败和人民公社的完全破产，60年代、70年代时在农村建立起来的一套农村保障体系也被彻底荒废，使农村继续了又一代人的贫苦以后，再依靠城市工业反扑进行新农村的建设。
人民公社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良种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所以人民公社模式并非工农业剪刀差，它的核心在于汲取农村资源以后，又用于了农村的投资建设。
但是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也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政社合一目的就是以农补工，虽然补的工指的是农村和小城镇的集体企业，但一样导致公社的积余过少，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管理者文化素质差，也会导致复杂的公社体系出现僵化问题。
对农民来说，人民公社在农村建立起来的教育、医疗和农技体系是长远的好处，它远不如80年代用包产到户瓦解人民公社时带来的短期好处让人更有直观上的感受。
所以80年代时，随着人民公社模式建立的一系列乡村小学被废弃，有无数农民家长把他们的孩子从学校带回农村干农活。对这些农民家长来说，让孩子免费或以极低廉的价格接受教育，远不如将他们带回家里增加一个干农活的劳动力更有吸引力。
中国社会党从1911年开始从事社会革命的事业，林淮唐已经在徐州和现在的青岛、北京，都建立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
煤钢复合体，也有几座近代化的工业都市正在拔地而起。
这些工业建设的资金来源，都来自于社会党武装革命时期以各种方式和各种渠道——包括直接没收、包括外国援助和赔款，也包括金融上的融资手段——筹集的资本。
三年的建设时间，徐州、青岛和北京的新兴煤铁工业，还有晚清时期就已经建设起来的汉冶萍公司，中国现在的煤铁生产能力实际上与日本相差并不大。
1917年日本的钢铁产量是70万吨，当下中国的粗钢产量则是50万吨，双方的差距实际上是相当之小了。中国煤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算惊人，在历史上民国于一战结束时，靠着一战的战争景气粗钢产量也达到了20万吨以上，这还是在汉冶萍公司控制权已经被日资夺走的情况下实现。
社会党恢复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生产，在青岛和徐州都投产了生产规模不下于汉冶萍公司的煤铁复合工业基地，在一战景气刺激下达到50万吨的粗钢产量并不为奇。
中日两国的生产力差距已经被缩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林淮唐也完全有信心在东北、在旅大、在朝鲜，和日本军队进行一场海陆空的全面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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