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县老头下面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大岛义昌不禁腹诽起这位明治元老，他还是很遗憾当年自己在日俄战争时的老上级儿玉源太郎早早去世，可惜拥有宏大雅量和军事才华的儿玉源太郎和大山岩这些人都在这场大战以前以此凋零，明治以来的元老重臣，竟然让山县有朋这个顽固的老家伙独揽大权……
战争刚一爆发，就让大岛义昌感到一阵不详的阴影。
他从茶几上拿起茶壶，给在座的关东军各师团高级将领们都点上了茶，倒完以后，大岛义昌自己先拿起茶杯像喝药一样地将杯中之茶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朝着众人鞠了一躬说道：
“大本营的训令我抵挡不住，此行北上进击沈阳，很可能凶多吉少。为将者本该和上级周旋到底，至少也要设法抗争，但诸君也都知道如今东京的情况……我和山县公、桂公都相交多年，他们的脾气怎样，再没人比我更清楚。辽阳是南满仅次于沈阳的大都会，也是大本营要求我们尽快攻占的战略据点，现在并无其其他办法，只有诸君奋力作战拿下辽阳了。”
辽阳在汉朝时就是辽东地区的中心，还曾经是契丹的五都之一，整个城市呈正方形，内部像围棋盘似的十分整齐，明朝时开始辽阳四周就建起了厚实的城墙，城墙的规模大约是每边各有一公里半左右。用孙子兵法里的话来讲这里是“冲地”，四面八方的道路都集中到了这里，也是南满铁路沿线上最重要的车站据点之一。
日本陆军的传统是，迷信可以通过将士们的勇敢来取得战斗的胜利。因此参谋们在开战前都热衷于制定作战计划，像考虑象棋的残局似地热衷于此。他们有着把战争当成是象棋一样的坏习惯，这在日本的陆军中已经成为了一种遗传因子。要将他们的残局转化为现实战争，只有靠实战部队勇敢地浴血奋战。当他们的残局无法顺利实施时，他们就会训斥第一线部队，骂他们贪生怕死，要求他们付出更大的牺牲。
大本营也好，在平壤刚刚设立的征满军最高司令部也好，都是如此，他们没能理解在现代战争中要完成他们的“残局”，与血肉相比还需要更多的物质条件。
但大岛义昌大将作为前线的统帅，又是经历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老将，当然行事不会如此草率。虽然在大本营的压力下，关东军被迫改变了他固守待援来消耗红军实力的既定方针，可在筹划进攻计划的时候，大岛义昌还是从物质角度出发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
不比陆军省那些颟顸的官僚，大岛义昌极为重视火炮的运用，而且为了压倒红军的防御阵地，他还强调日军应当尽量多使用一百五十毫米以上的重炮，小口径的火炮，也必须全都使用至少七十五毫米口径的速射炮。
本来关东军为了应对旅顺要塞的守卫战，就已经在旅顺和大连的军事物资仓库内储藏了数量惊人的炮弹。虽然在红空军的奇袭下损失了一部分，但剩下的数量也足以支撑起关东军组建宏大的炮兵集团了。
不过大岛义昌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还是向司令部的参谋们嘱咐道：“要把我们制订的作战计划全部通报给海军，想要直捣辽阳，没有海军配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为了保障我军向奉天腹地挺进时的侧翼安全，也需要海军配合关东军从海上登陆夹击营口。”
旅大这个东北地区自然条件最佳的不冻港，已经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所以林淮唐经营东北时，就重点建设营口港作为中国人自己使用的港口，营口的自然地理和水文条件虽然远远不如旅顺、大连，但也不算差，中央还专门调动了铁道兵修建了一条从沈阳直达营口的窄轨简易铁路。
这条沈营支线，几乎和日本人修建的南满干线完全平行，而且还通过新民、锦州等地和京奉铁路连接了起来，这样就在辽西和辽中一带形成了专门供红军机动使用的一张密集铁路网。
由于日俄战争以后，辽东半岛的复州、庄河一带被条约划定为中立区，事实上也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关东军一旦行动，就必然以复州以北的盖州为最重要的出发基地，因为这里处在日本控制区和中国控制区范围的交界点上。
但营口距离盖州，还不到二十公里，红军随时可以通过沈营支路背后的铁路网迅速机动，对日军从盖州直到辽阳的整条攻击线都形成侧翼袭扰之势。
也就是说不占领营口的话，关东军要进击辽阳，就还是要面临像大岛义昌之前估计的满铁护路军那样一字长蛇阵的问题。
“攻取营口，就交给第一军和海军陆战队了。”第一军辖有两个常备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已经是关东军目前编制下力量最强的一个番号，但大岛义昌还是觉得不足，补充说道，“调配独立攻城重炮联队给第一军！务必占领营口。”
说完这些以后，大岛义昌还是有些犹豫：“侧翼的威胁实在太大……也不知道朝鲜军究竟能否牵制住我们右翼的中国军队？直接进攻辽阳的风险实在太大，第一期作战还是先以攻占海城为目标。”
大岛义昌用兵谨慎，从这点来看他算得上是大正时代以来英才不断凋零的日本
陆军之中，难得一见的第一流将才。
但同时，关东军迟缓的行动也确实违背了大本营制订的作战方针，这就导致了在鸭绿江一线防守朝鲜军进攻的红军第八兵团、第九兵团得以后顾无忧地从容部署防线，对冒着狂风暴雪挣扎进攻的日本军队予以痛击，可谓充分发挥了以逸待劳的防守优势，让田中义一下了大本钱打造的日军王牌朝鲜军苦攻数日也未能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战果。
朝鲜军十余万部队在自九连城蔓延到临江帽兜山一带的绵延战线上，光是因为冻伤就已经减员了近万人之多。开战才三四天时间，田中义一就不得不让人接连不断打电话和电报到大本营催促后备军的兵员补充了。
而在营口和海城，红军也正在抓紧时间，利用大岛义昌和关东军犹豫不决的时间增筑工事、巩固防御。
海城，也是张作霖的老家。
辽东一带的气候比吉林和中东路附近都温和不少，尚未降下大雪，防守海城的红军第二兵团第四军三个师正在八里河、沙河一线构筑梯次防御阵地。除了这几年来东北野战军和建设兵团沿着两条大河，在辽东半岛中部修建了许多永备工事以外，红军的工兵部队又在海城四周增加了一系列野战工事，从天空朝下鸟瞰望去，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的堑壕阵地让人瞧着是眼花缭乱。
张作霖站在壕沟边堆出的小土坡上，头戴狗皮帽子，两手揣在军大衣的口袋里，跟着第四军司令员叶挺一起围着工程图涂涂画画。
“叶军长啊，你真是赶上好时候啦！跟着咱们林主席从龙出关，按老话来说，这就叫风云际会。你瞅瞅，我家小六子也就比叶军长小个五六岁吧，现在还在学堂读书呢！不像叶总早早就挂起军长的牌子了。”
叶挺在东北的冬日里还是穿着红军的将官秋季常服，只在肩膀上披一件敞开的灰白色斗篷，连军大衣都没穿。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工程图，顾盼自雄间又英气勃发，眉宇中间尚能看出年轻人的稚色，但怎么说也都是指挥一个军的军长了。
红军的指战员确实普遍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年轻到了非常过分的地步。不要说是师旅长，就是纵队司令和师长，乃至于说是兵团司令、兵团政委，也多的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说来，就连边防军司令部的副总司令方声洞也是1886年生人，到今天才刚刚三十几岁出头，但在红军里头居然就能算年龄较大的人了。
红军高层，除了几个同盟会元老以外，几乎都是1890年以后出生的人，按照再过一百年的说法，这支团队也算是以九零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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