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很快就见到了在苏俄国内战场上大名鼎鼎的骑兵第一军，他们聚集在奥伦堡至塔什干的铁路沿线附近。
在沙皇政府用庄稼汉尸骨铺成的中亚官道上，聚集着人数比第七骑兵师多了一倍有余的庞大队伍。他们每行八人八骑，骑兵们有的头戴圆筒型翻毛帽子，有的身披戴头套的黑色大氅；他们背上斜挎着步枪，腰间悬着长马刀和短匕首，在尘土中浩浩荡荡地前行，队伍能够拉长到一俄里以上。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大规模屠杀机械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被机关枪、坦克、飞机彻底改变了的欧洲大地上，这支马上的军队好像正默默地从传说的背后、从历史的深处杀出。
这就是布琼尼统帅的哥萨克骑兵。
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语，意为草莽英雄或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中失掉归宿而在草原上觅得家园的人。哥萨克们是欧亚大陆上的斯巴达人。大约从十五世纪之后，他们的祖先，主要是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的平民，开始在黑海以北、伏尔加河以西的顿河流域一带群集，渐而称雄。
他们酷爱自己的家乡，但他们天生就是战士和杀手，以致不事耕种，只把大片耕地租给农民。他们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尚武的本性让哥萨克们从十六世纪就组织职业军队，十七世纪就曾在乌克兰、波兰边境爆发了残酷的独立战争；当拿破仑兵败俄罗斯而在天寒地冻中撤退时，是他们尾随蚕食了法国远征军，并因其残忍的兽性被拿破仑贬为人类的耻辱。
俄国历代沙皇都很重视这群嗜血的浪人，平时组织他们进行屯守，战时则将他们征入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政府曾组建了十二支哥萨克部队。在如今尚未结束的俄国内战中，有一百多万分属红军和白军的哥萨克战死，乌克兰东部、顿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这些过去哥萨克的家园都成了赤地和坟场。
布琼尼的骑兵军是幸存的身经百战的生力军。这一万多名的哥萨克，和他们手中的冷兵器——那一万多把马刀，在乌拉尔河附近硬生生冲开了白俄匪军五万多部队的阻击，这才给红军杀开了一条通向哈萨克草原的救赎之路。
杨虎城在乌祖纳加奇的火车站附近见到了传奇的苏俄骑兵第一军军长布琼尼，这位大名鼎鼎的俄国骑兵统帅穿着镶银饰边的红马裤站在一棵树旁，他麻利地用脚后跟转过身来，向杨虎城行了个俄式军礼。
“达瓦里希，我代表骑兵军的所有战士感谢你们的到来。”布琼尼带着他特有的灿烂的微笑，说，“在俄国……我们不是赢就是死。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在乌拉尔河和奥伦堡，我们牺牲了三分之一战士，但我们没放弃希望，我相信红军最强大，一定赢得革命最终的胜利。”
上万名苏俄红军骑士都聚集在这附近，布琼尼对中国朋友的到来喜出望外，虽说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很早就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去联系中国社会党人，但布琼尼过去设想的还只是骑兵第一军在行将失败之时，或许可以通过撤入中国境内来保存革命的火种，完全没想到中国同志会直接派一整个骑兵师的志愿军来支援战斗。
不仅是志愿军，第七骑兵师的总兵力大约有七千人左右，跟着第七骑兵师出国的支前民工队伍却有近万人之多。长长的驼队从伊犁一直延伸到现在被俄国人称为托克马克的碎叶城附近，整整一千八百辆大车载满了紧俏的毛毯、棉布、葡萄酒、罐头食品、面粉等物资，当然，还有苏俄红军更急需的马具、豆饼、军刀、步枪、轻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和成箱的各色弹药。
杨虎城带着队伍找到布琼尼以后，后留守在边境附近的邓宝珊和董振堂也立刻行动了起来，第七骑兵师的主力部队很快就护送着这支规模庞大的驼队赶到乌祖纳加奇附近。
苏俄同志们都骑在驽马背上，好奇打量着成群结队到来的中国人，同时对那些用防水布细心包裹起来的全新枪支，流露出又羡慕又祈盼的眼神来。
“您就是布琼尼同志吗？老杨告诉我们骑兵第一军现在还有一万多人……达瓦里希，你们真能打！从顿河那么远的地方一路冲杀过来，还能保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第七骑兵师里就数董振堂的俄语最好，他拉上布琼尼很快就开始向苏俄朋友介绍起中国红军带来的大量援助物资：
“……这是削短了枪管的民三式马枪，性能不比德国军队使用的毛瑟差，光是这一款枪我们就带来了整整八千条……然后，您看，这是哈奇开斯机关枪，有一百多挺，也是要补充给贵军的……手榴弹，不消说， 中国人的招牌武器，达瓦里希您听说过吗！绝对够你们一万多人使用，还有很大的富裕……”
布琼尼带领骑兵第一军冲过白俄匪帮在乌拉尔河一线设立的封锁线以后，一度面临着十分严重的伤亡，军队物资也极度短缺。他们进入哈萨克地区以后，由于这一地带的白军数量较少，所以骑兵第一军的状况才渐渐好转起来，可是布琼尼在军事上有长才，却缺乏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才能，苏俄红军在哈萨克草原上的“回光返照”，靠的是对俄族移民聚居点和哈萨克牧民竭泽而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骑兵第一军到各个村落强行征粮，无偿向哈萨克牧民索取战马，这些行为虽然说是一时权宜之计，但毫无疑问也严重败坏了布尔什维克在中亚的政治形象，把很大一部分本来能够团结到红旗下面的贫苦农牧民群众，都赶到了白俄政府、阿拉什自治共和国和巴斯马奇匪帮那边的阵营。
董振堂看了看布琼尼将军，很直白的说出了这些隐忧：“达瓦里希，哈萨克族的贫苦民众同样也是红军的朋友……在战争的困难时期，执行一些临时性的强制征集政策，那没有什么，但我想今后物资方面的问题可以多由中国这边帮助你们来解决！”
董振堂注意到苏俄红军的情绪，并没有说什么关于大俄罗斯主义的话。他还不是特别了解哈萨克地区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族之间一两百年间的恩怨情仇，就不想冒然对民族问题提出什么意见。
邓宝珊说：“将军，你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要给中国政府做一份报告，苏俄红军比较紧缺、在本地又不方便筹集到的物资，都有哪些？”
布琼尼含笑说：“朋友！骑兵第一军无限欢迎中国同志的到来……要说缺少什么，我们缺少懂哈萨克语言和文字的政工干部！我本人一贯只负责军事上的工作，骑兵第一军政治上的问题一直是由伏罗希洛夫同志负责——可惜他现在也被困在莫斯科，前途未卜。物质上的话，我们主要是缺少像机关枪这类重武器。至于其他更重型的火炮，我以为不太适合哈萨克草原地区的作战条件，我们最缺少的大概就是轻型机关枪和相应的弹药。”
杨虎城用随身携带的钢笔在巴掌大的笔记本上，很快就用国内还在讨论中的新式简体字记下了布琼尼所说的话——林淮唐在中国国内很早就开始推进汉字简化的工作，甚至简化方案比后世使用的简体字还更为彻底，简化程度基本上处于后世所说的一简字和二简字之间。
其实，按林淮唐个人的观点，一简字的设计远不如二简字完整，单从文字改革本身来看，一简字和二简字一脉相承，比如一简字将“專”类推简化成“专”，二简字就把“尃”类推成“专”字右上角加一点，博字的左半边部件也一样类推简化成“专”字右上角加一点，这点就把一简汉字保留了“博”字右半边的繁体构件要合理。
一简字的简化遵循行草楷化的原则，但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简化方案没有贯彻到底，简化过程中遗漏了非常多的文字，比如说一简字里把“讓”简化成“让”，这里包含两个部件简化，一个是言字旁部件的简化，另一个是“讓”的右半边“襄”字部件简化成“上”字部件，可是大量包含这两个部件的一简字比如“壤”、“攘”都没有进行简化。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一简字中把“這”简化成“这”，就是把言字部件简化成文字部件，但是一简字中的“信”字右半边部件却没有和“这”一起进行类推简化，这点着实很不合理。
国内正在讨论制订中的新版简化字方案，目前还只在一部分军队和党政机关内使用，新方案就是在一简字的基础上贯彻了类推简化的原则，同时统一一简字里诸多部件不一致的问题，顺便还把日本使用的一小部分和制汉字也吸纳进来，最终目的就是要制订一套可供整个东亚联盟老百姓一起方便使用的新式简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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