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队在观音阁镇上到处张贴榜文，声称他们是海陆丰一带过来的“麻匪”，所为无非“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八个字。
林淮唐的目的是用此土匪名目藏匿先锋队的行动踪迹，否则清廷官吏再如何颟顸无能，当朝廷一意催促之下，其提镇官兵势必出城追剿革命党。
先锋队不过二百人枪，虽然士气高涨、军心可用，然而组织方式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军事技战术的训练更与巡防营差相仿佛的羸弱。
一旦遭到清廷防营官兵的重点围剿，林淮唐实在没有信心战而胜之。
只有改换名头，使用“麻匪”名号，使清廷上下误以为革命党已经被尽数剿除——实际上也不需要清廷上下都如此认为，只要能让两广总督张鸣岐有一个向朝廷解释的借口，林淮唐就不相信粤省官兵还会主动来清剿先锋队了。
清季以来，纪纲松弛，广东各地本来就匪患横行，会党势力极为庞大，失业游民不计其数，如果每一处土匪都要认真清剿，那官兵就是一个人掰成十片来用也应付不过来。
所以当观音阁镇被土匪“洗劫”的消息，传到惠州府城时，不管是知府，还是驻节惠州的六路提督秦炳直，都没有把这号消息当成一回事。
秦炳直文人出身，光绪元年考中举人以后就在北京做官十多年，只因为他是湖南人，算得上是湘军子弟，所以才被朝中大佬运作到了广东提督的官位上。
秦炳直系弃笔从戎之人，但比起水师提督李准，知兵程度真有天壤之别。
他在惠阳跟当地知府吸着大烟，打着雀牌，下面的人不断过来端茶倒水、送热毛巾，就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呈递消息，提一提近来在惠州府北部闹得人心惶惶的麻匪之事。
打牌间知府又恭维道：“听闻军门府上的袁太夫人八十大寿将至，不知是否将在惠府操办此事？”
秦炳直缕了一把胡子，得意洋洋说：
“郑藩台给家母写了一联诗，大人想看看吗？”
秦炳直口中的郑藩台，就是此时的湖南布政使、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郑孝胥书法精湛，笔力苍劲，又是同光体闽派诗的首领之一，文名很大，秦炳直能请到郑孝胥的贺诗确实不错。
知府当然跟着加拍马屁，几人当场就在麻将桌上将长长的书卷打开，一同观摩郑孝胥的手墨：
“爱日兼夏冬，诸郎极文武。母庄若严君，谨畏幸不怒。
羡渠身贵显，绕膝怀挞楚。入门见礼法，称寿簇簪组。
解颜博一欢，乐甚觞自举。晚世溺于慈，谁能望贤母？”
“好诗，真是好诗呀！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清言见骨，此中真有谢灵运、孟郊之古风。”
惠州众官你一句我一句地吹捧起来，秦炳直洋洋自得里又借着老母八十大寿的机会好好收了一番贺礼钱财，早把追剿革命党的事情抛之脑后。
下人们又端来吃食，光一个饼就有十多种，春饼、松花饼、甘菊花饼、玉兰花饼、百合饼、糖饼、盲公饼……等等，广东人爱喝煲汤，秦炳直虽然不是本地人，但也要给他准备好各色老火靓汤几十例。
但秦军门胃口不好，而且他也不稀罕这些东西，只叫人多呈来些鸦片烟，用广东话讲，再没有比“食烟”更舒坦的享受。
秦炳直的得意干将永字营管带洪兆麟，因为官位不够，只能守候在鸦片馆外面。
他看着室内的烟雾缭绕、听着屋里的欢声笑语，呸地吐了一口唾沫，又在上面踩了两脚，烦闷地转身离去。
“革命党人还没剿干净，军门就在这办起大寿来，真把自己当成西太后不成？！”
洪兆麟刚刚收到观音阁镇被一股土匪攻占洗劫的消息，他麾下永字营驻在观音阁的一支兵马逃回了惠州城，听这些人的描述，“麻匪”装备精良，洋枪众多，还有好几门大炮，怎么听都不像是寻常土匪。
“分明就是革党民军，伪称土匪塞人耳目罢了。”
等在外面的两名马弁，递过条子说：“有消息说观音阁的麻匪已经不见了踪影。”
巡防营的驻地上还挂着一串什么什么冲锋旗、帅字旗……亲兵、戈什哈、巡捕，一对一对地站在门口等候洪兆麟。
他听了这话，心里又生闷气，这分明是革党民军行将落网，可提督跟知府都推三阻四，只想着给秦炳直老母办大寿的事情，根本不思进剿。
“我吊他老母，什么狗屁马匪，必是革党无疑！秦军门不下令，咱们就自己出兵进剿去！”
洪兆麟的戈什哈亲兵们却面露难色：“洪大人……弟兄们已经欠了四个月的饷，前一阵在惠州清剿会党的赏银也未拿到手，这时候要让大家伙出城剿匪，恐怕不大合适呀……”
洪兆麟听得一阵头疼，他走进防营士兵们的驻地，又看到军营街道上到处挂满晾晒的衣服，营房里时不时往外冒大烟的烟气出来，最深处几间瓦房里，还传来女人咿咿吖吖的呻吟声。
“吊你老母！”
洪兆麟见状气得将马鞭都摔在地上，马弁们忙不迭地在他面前跪成一片磕头认错。洪兆麟又看了看军营四周的景象，终于颓丧地瘫坐下去。
“剿匪、剿匪，这样子还剿个什么匪，不要让人家给剿掉都算好。”
戈什哈一旁问道：“大人，军门有没有给您透个底，这欠饷到底什么时候发啊？”
“发个屁饷，秦炳直一天牌桌上来回就是几千两银子，宣统以来，朝廷年年加派苛捐杂税，百计罗掘，田亩要加征，厘金要加课，什么洋药、烟酒、盐课，搞钱的名头那么多，真不知道将钱花到哪里去，清剿革党的关键时候还能给老子欠几个月的饷。”
庚子以后，清廷为了摊偿赔款、推行新政，以及筹措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葬礼和宣统皇帝的登基大典，光田亩加征的粮捐，就到了每实征一两，就要加派三百文的地步。
按漕粮加征的，则是每石加征一百四十文；华北各省则是按亩加征，每亩加征银一钱五分。
除了田亩加征以外，盐税在1901年、1908年分别加征四次。
而且除了这四次全国范围的盐税加征外，地方上湖北有“湖广江防加价”、“湖北要政加价”；湖南有“湖南军需加价”、“湖南偿款加价”、“湖南偿款口捐”；安徽有“安徽偿款加价”；江西有“江西偿款加价”……等等各色名目。
各省加价银每六百斤加征了八两以上，负担最重的湖南，每六百斤盐直接加征十两银子。
光绪年间，湖北宜昌一斤盐的盐课大约十二文钱，现在才过去几年？盐课就暴涨到三十文之多，盐课这样重，百姓们直接买盐时的盐价增加就更多了。
至于厘金加征，自太平天国时期起，就成为了清廷横征暴敛的“传统艺能”之一。各地官府都私自增设关卡，加征厘金，有时候一处关卡对通行货物征收的厘金就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就以广东本省来说，烟酒厘金在1895年加征二倍，1899年又加征一倍，1901年再加征三分之一，后面几乎年年增加一半以上。
由于厘金征管漏洞百出，官员贪污中饱私囊现象非常严重，结果就是厘金年年加派，朝廷还年年嫌弃不足，来年只好又继续加征，搞得百业萧条，中等以下商人几乎尽数破产。
大清朝廷为渊驱鱼，破产百姓不为革命党，亦为土匪群盗，满洲之不亡，则中国民力必将亡。
洪兆麟连叹数口气，他也是湘军子弟，有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理想，但朝廷时局如此，自己一人又能做得了什么？！
他北望逆流的东江，惠州城外白雾茫茫，大河上下，水流暴涨，夏末时节，水灾必将延及全粤，到时候朝廷又要如何处置呢？
洪兆麟毫无办法，他想起了广东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这些革命党的路子真够广的，这大清朝廷里面，到底还有多少人是革党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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