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党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了下来，这次会议——中国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以这样的名称，被载入到史册之中。
林淮唐接着拿起手上的文稿，这是中国社会党一大上的首份议决案，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党整个光荣历史上的第一份议决案。
林淮唐慷慨陈词念道：
“……诸位尊敬的代表同志，这是我们中国社会党的首份议决案——题目叫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
……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已阶级的利益上面，
他们这种民族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抓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奥斯曼帝国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清朝以八旗制度压迫其他各民族……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
……最后，我们要强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还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之危险，比我们打倒的清政府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转变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衙门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广东、福建和淮海地区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
……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林淮唐的这份议决案，已经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族民主革命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同时，这份议决案还很鲜明地指出来，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中国社会党主张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是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林淮唐的这番话，立刻就使得船上的众多代表们备受鼓舞。就连熊克武和蓝天蔚，这样刚刚加入革命事业不久的新人物，也都油然而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众人之中，只有潮梅总商会的会长高绳芝，脸上飘过一丝慌乱的神情。
这份民族运动议决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党首个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在场的代表们很快便表决通过了这份议决案。
接着林淮唐又很快提出了第二份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讲道：
“……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社会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自国际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1900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腐败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社会党的责任。”
林淮唐接着又总结了这近一年时间以来，先锋队时期对于农会农民工作的具体组织经验，谈到：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农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在全国范围内，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农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同时，在中国社会党已经掌握了政权的地区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迅速承担起兴办水利的责任，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贷之苦……”
最后林淮唐总结道：“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特别如反教情绪比较浓厚的山东地区，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先锋队的努力下，农民是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这是先锋队的农民政策取得的一颗硕果。各种农会组织，已经成为乡村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改组后的中国社会党，需要尽快熟练掌握如何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民主革命。
同时，今后我们还要吸取这样许多的教训——如在政权上过于信赖同盟会的盟友，以至于缺乏足够的警惕性，还有如许多农会太过依赖北伐军的军事力量，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权和军队力量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
还有的，如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这些种种的经验教训，我们都要总结起来，不能够再重犯这些个错误错。”
“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第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和分田运动。第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团结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第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
最后，则应该在我已掌握的地区政权财政富裕情况下，尽快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没收的一系列官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至于其他如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都先锋队时期就在做，而且做得还很好的措施，必须要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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