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杨若钧师长@对马岛境井仁 的打赏，加更一章
===
林祖涵的发言，还有林淮唐之后的回应，都把本来非常轻松愉快的大会氛围，推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边缘。特别是像林时爽这样了解林淮唐性格和做事风格的人，更从林淮唐几句简短的回应里，敏锐察觉到了整风运动的开始……
对于新生的中国社会党而言，大浪淘沙之下，焉有完卵，但这——又是不得不为之的大举。
一时间，众人面色各异，情绪不一。有的人，像方声洞，愤怒形于言表，分明是极不情愿接受林祖涵的批评。还有的人，则如高绳芝，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什么不悦的神情来，但那种不满的种子，也是悄然埋下了。
直到陈独秀站起来发言的时候，由于话题重心转移到文化的方面，船上紧张的气氛才慢慢冰消雪融，逐渐地，又恢复起宽松的讨论氛围来。
自从陈独秀加入革命以来，他便从浙江来到了上海，实际主持起了中华书局的绝大部分事务来，以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名义，负着党的宣传部长责任。
原本先锋队名下的一系列报纸，都多少受到陈独秀的领导。原先发行不过一万份、两万份的机关报，经陈独秀的经营整顿以后，他邀请了大量好友参加先锋队系统的编辑部、参加中华书局的管理工作，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稿件，到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三月的时候，观察日报和赤戟报这两份最具宣传意义的报纸，发行量均增加了三到四倍之多。
陈独秀的发言，便是提出党在今后的文化和宣传工作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走在全中国的最前沿：
“……宣传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来占领。我们要拥护党的民主纲领，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党的科学与真理，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
陈独秀也是一身长衫子，他还年轻得紧，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声音不高，讲得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神情有些傲慢，谈话的语气也有些倨傲，他性情如此，为人较激烈，林淮唐也只是点点头，让他继续说。
陈独秀讲道：“……我的工作是围绕党的文宣工作展开的，我要讲的，就是党所要提倡的革命文学三大主义。我也和伯渠同志学习，提三个主义，只是伯渠同志这三个主义是要打倒、要消灭的，我这三大主义，则是主张我们党要去提倡、要去宣传的。”
“……欧洲所谓革命者，就是革故更新之意，与我们所认为的朝代鼎革，并不是一回事情。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 ，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也有革命。我们党已在政治上提倡了革命，提倡了新政治、新道德，但新文学，还没有人提出来。我看党需要尽快掌握这一阵地，由我们来定义民国的新文学是什么……”
“……我以为，革命的新文学有三个核心主义，那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我主张今后我们党的文宣材料，都用白话文，一部分文字可以用简化过的字形，还有就是现在全国没有一套规范的句读标点符号，我们也应该尽快提出来。这由我们提出来，则今后文学战、舆论战的制高点，就由我们党掌握主动权，好处是不言自明的。”
陈独秀的话让林淮唐很感惊喜，他自己虽然读繁体字没有任何问题，但写起来，还是觉着费劲。林淮唐自己做案牍工作时，常常是习惯性写成简体字，当然，这其实也不会怎么影响到其他人的辨读。
林淮唐掌握的那套简体字系统，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文字的字形简化属于拍大腿拍出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简化逻辑没有贯彻下去，但其中泰半以上的简化字形，都是民初时代大部分人一望可知其意的。
毕竟这些简化字形，大部分都是行书和草书的楷化体。
简化字形，这是清末民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只是到了后来，简体字、繁体字之争，从一个文学性质、语言学性质的争论，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争论时，这种共识才被分裂了。民国时期最早开始进行汉字简化事业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纯粹为了反对大陆的政策而反对，这才废除了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全部成果，直接倒车倒到康熙时代去了。
事实上在林淮唐看来，繁体字简化是大势所趋，但他自己学习掌握的那套简体字系统，本来也确实只是一套过渡性的产物，本身尚存在非常大问题，很多字形要么简化过头，要么就是简化逻辑没有贯彻，一部分字简化了，同样偏旁部件构造的另一部分字字形却没有简化，或者就是把本来意义、字形不同的繁体字，给简化到了同一个简体字上边。
现在如果社会党能够主导民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林淮唐是有信心制订出一套比他自己学习的那套简化字，更为科学的方案的。实际上在林淮唐经历的后世历史中，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早有许多人对现有的简化字方案提出了改良的办法，只是由于建国以来扫盲运动的大获成功，已有数亿、十数亿人民掌握了现有简化字，这时候再想进一步做改正，人民就很难接受，而且还需要修改大量书籍、标语、招牌，费用已成天价。
林淮唐记得有一段时间，襄樊市光是把城市名字改成襄阳市，改一字而已，花费就达到数十亿之巨。所以汉字简化这件事，是要和扫盲运动结合起来的，一定要在扫盲运动最开始的时候就确定好一套特别完善的简化字方案来，这才不会有原本历史上一简字方案产生的种种不科学。
当然二简字在一简字的基础上，做了一部分非常科学的改进，但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有很多比一简字更离谱的简化步骤，提前解决这些历史问题，也是现在中国社会党人的一桩历史使命。
林淮唐对陈独秀的发言极激赏，他也提出来：“新文学的革命，这是我们党可以立即着手的一个工作。我们掌握了新文学革命的领导权，就将在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拥有更强大、更巩固的领导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容忽视！”
这一年以来先锋队的革命，大部分都还是侧重于军事方面。连林淮唐也不得不承认，先锋队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属于先军主义性质的革命。
先军主义在短时期内，对于社会党掌握军队和政权很有帮助，但若长时期坚持先军主义，自然难免党被军反噬的危险。
林淮唐也是很了解，后世半岛上的国家，是如何在长期的先军主义以后，把共产主义四个字都一度从宪法中删除掉了。
中国社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党中央必须尽快强化起来地方政权建设、文学舆论宣传等等各方面的工作来，不能让军队发展到凌驾一切之上的地步。
陈独秀的发言，也是给在场各位代表全部留下了很深印象。林时爽本来对陈独秀并不了解，这时也夸赞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仲甫后生可畏。”
陈独秀这番关于文学革命还有舆论阵地领导权的发言，也冲淡了之前林祖涵那番凌厉批评造成的紧张气氛。大会的空气又变得轻松起来，紧接着各省代表，也都依次站了起来发言，介绍了党在他们当地省份现在的发展状况。
到这时，大会才正式开始提出了《中国社会党章程》的议决案来。这份章程，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为党员章程、第二章为党的建设章程、第三章为党的中央机关章程、第四章为省的组织章程、第五章为市府道县的章程、第六章为区的组织章程、第七章为党的支部章程、第八章为监察委员会章程、第九章为党的纪律章程、第十章党的附属组织章程、第十一章为经费章程、第十二章党与即将建立的社会党青年团之间关系的章程。
这十二章章程，对党的方方面面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且确定了中国社会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常务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大会选举了林淮唐、林时爽、蔡绮洪、庄文统、刘师复、林述庆等人为中执委，林祖涵、蓝天蔚、喻培伦、熊克武、何子渊、姚雨平等人为中执委候补委员；并选举了包括陈更新、方声洞、陶骏保、陈独秀、陈翼龙、徐启文、杨若钧、吴玉章、陈远琪、秦汉唐、但懋辛、黄少通、黄展云、黄慕松、谭平山、谢逸谋在内等人为中央委员。
随后举行的中国社会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又选举了林淮唐、林时爽、林述庆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由于林述庆军务繁忙，无暇处理书记局事务，又另外选举了刘师复作为书记局代理书记，在林述庆不能参加书记局会议时，由刘师复代行其职。
因此，执委会书记局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党最核心的领导机构，书记局采用集体领导制度，所有成员都使用书记局书记称谓，但林淮唐作为中执委书记局的书记长，拥有召集书记局会议的权力。
林淮唐又一次站了起来，他举起手中的茶水，面向夜色苍茫中的黄浦江，江上风声猎猎，他作为中国社会党的最高书记长，一切工作，才到刚刚开始的阶段。
“在中国社会党正式成立的这个光荣时刻，让我们祭奠这一年来无数英烈的在天之灵，让我们祭奠——自鸦片战争以降，千千万万为我华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前仆后继而死的烈士英魂！”
水涌山叠，涛花朵朵，大浪拍岸时白沫浮起，这也不是江水，是千百年流不尽的英烈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