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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复员战争(三)

原本林淮唐准备召开的只是中执委内部的会议,但后来他又考虑到这次会议可能讨论解决的问题,不光只是如何应对裁军风波,还要提出一整套相应的战略计划。

那么原定的小规模、少部分执委会成员参加的内部会议,就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林淮唐很快拿定主意,与林时爽商量以后,便向代理林述庆书记局成员职权的刘师复说明了情况,提出尽快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的建议。

“扩大会议?”刘师复问道。

“对的,这种大的战略方针,很有必要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来商讨解决。”林淮唐沉声道,“我们的党刚刚草创,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尽早地贯彻下去。”

刘师复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他作为总工会副主席,很快就为执委会的扩大会议选定好了开会场所。也是幸好这时候不仅党中央执委会多数成员都还在上海,而且执委会候补委员与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也都还没有离开上海,分赴各地展开工作。

扩大会议的召集,比林淮唐自己原先预测的速度还要快。初生的社会党,至少在这方面来看,还没有出现因循守旧,受制于繁文缛节的问题,大家办事效率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扩大会议的地点,由刘师复安排在了江南制造局内部的一间小礼堂中。工会方面临时在礼堂中搭了讲台,又给准备了许多桌子、椅子,本来工会还想请食堂的师傅们来给执委会成员们做一顿宵夜,但林淮唐和刘师复异口同声地拒绝了这点。

林淮唐哑然地望着刘师复,刘师复则只是摸着额头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我是吃素的嘛,不方便。”

“哈哈。”

林时爽从旁打趣道:“我们陪着刘副主席空腹一晚,大家说怎么样?但我还是要批评一句,刘副主席工作那么繁忙,吃素的习惯也该事急从权改改了吧!”

这话若是一般的干部向刘师复讲出来,可能确实会有些溜须拍马的味道存在。但是林时爽的党内地位高于刘师复,这样一说,大家也觉得并无不妥,反而是感到即便在中执委书记局内部,党员和党员之间的地位、关系也相当平等。

林淮唐很努力营造的那种——宽松、民主、平等的党内气氛,至少在现阶段,是真实存在于社会党内部的。

林淮唐自己欣然一笑,他是很细微有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空气存在,既是为了保障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生命力,也是为了避免自己一人在党内形成过度的卡里斯玛式权威。

神圣的领袖在历史上确实常起到积极作用,但林淮唐自觉并没有承受得起神圣领袖光环的人格与能力。

“诸君同志,大家晚上好。”

“书记长,晚上好。”

由于熊克武已经上海,奔赴重庆展开西南大区党的工作,所以刚从汕头赶来上海的中央委员但懋辛,也被叫来参加党中央执委会的扩大会议。但懋辛和熊克武一样都是四川人,而且两人还是黄花岗起义以前的老相识、老同学,今后党在西南大区的工作,主要就是要靠喻培伦、熊克武、但懋辛、饶国梁这三个人负责了。

喻培伦和但懋辛同乘一条客轮到的上海,他和林淮唐、林时爽、陈更新、方声洞这些黄花岗起义的战友们,也有好几个月时间未曾见面了。

北伐期间,喻培伦是先锋队最早期几个大队长里,唯一一个没有跟随林淮唐到华东地区参加北伐战争的人。但这不代表喻培伦对革命事业没有贡献,事实上正相反,在当时先锋队主力离开闽粤北上的情况下,华南大本营必须有一位老资格的元老负责镇守,喻培伦承担的就是这一任务。

去年林淮唐刚刚展开北伐行动时,大家对于华野主力离开根据地的事情,其实还是有些不满情绪存在的。毕竟那时候海珠亭事变刚刚结束,谁能保证华野主力离开广东以后,不会再发生一次海珠亭惨案呢?

在闽粤根据地军事防御力量大大减弱以后,还选择主动留守后方的喻培伦,他的勇气和镇静,可想而知。

最终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林淮唐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党的北伐行动,固然在马日事变中受到了一定伤害,但整体而言,经过辛亥年年底和民国元年年初的一系列北伐军事行动以后,党的力量是大大增强了、党的根基是大大扎实了,党在国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更是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了。

选择留守后方,以国民武装部部长之职,承担着整个北伐军后方征兵和训练工作的喻培伦,事实也证明了他工作相当合格。

闽粤后方的党组织,不仅顺利完成了北伐军的军事后勤和征兵训练等一切工作,而且不仅没有被广东、福建两省的同盟会势力渗透、围剿、镇压,反而是极大地渗透乃至于同化了廖仲恺、郑祖荫,争取到了闽粤两省都督府的支持。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负责后勤工作的喻培伦现在是党中央执委会的候补执委,党内地位还在单纯负责军事作战工作的两位北伐名将陈更新、方声洞之上。

这也是党中央对喻培伦工作认可的一个体现,更是党中央对喻培伦十足信任的一个体现。

喻培伦和但懋辛一样,都操着一口混合了潮汕话与四川话味道的官话口音,道:

“既然书记长提到了裁军风波的事情,我作为国民武装部部长,也要说明一下现在闽粤后方大本营的情况……从华野北上以来,一直到民国元年三月,国民武装部通过农会自卫军、工会纠察队以及志愿兵中,总共征召了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完成了为期至少三十天的基础军事训练。

这样一批非常优秀的兵员,其中约百分之五十五的战士参加了北伐军,剩下的战士,则在和平协议告成以后,按照党的最高决议,就地于潮梅、闽南等地,整编为了新华南野战军所属的三个旅正规军。”

喻培伦喝了一口茶水以后,接着说:“我们是严格按照国民武装部的标准,正规野战军、志愿补充兵、骨干民兵、动员民兵、光复战士……国民武装部征召训练的所有战士,我们都留有完整的个人信息,这些战士的训练水平,绝不是现在南京附近的一般革命军新兵可比。如果我们也按照同盟会的标准,甚至哪怕是按照光复会的标准,裁撤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兵员,那对革命事业绝对是一种背叛。”

前来参加扩大会议的中执委和中央委员们,纷纷点头赞同喻培伦说的话。

实际上社会党掌握的可靠兵员数量,还不止喻培伦说的这些。因为农会自卫军和工会纠察队的兵员,绝大部分都不具有常备性质,多数需务农或务工,但真的进行紧急总动员,这一批人的数量就非常惊人了。

林淮唐抿着嘴,先说:“云纪说得太好了,我完全赞成。社会党肯定是要反对裁军的,甚至我们连裁军这个名词都应该反对。立宪派现在主张裁军,裁的什么军?无非革命军。革命军军人这一年来流血牺牲,结果民国刚刚肇造,就要裁掉他们,这合理吗?这不合理。我们不讲裁军,我们换一个提法,我们即便考虑政治影响,要做裁军的宣传,也要改叫复员。”

但懋辛附和道:“对!不用裁军的提法,用复员,这个好。”

姚雨平还是忧心忡忡:“可现在南方各省裁军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我们强要反对,从各方面讲,影响都会很坏,而且将使我们党的立场非常被动。”

刘师复眼睛却亮了起来,他说:“我想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反对裁军,但是我们自己宣传要使用复员这种说法,而且要向裁撤军人们讲清楚,为什么别人用裁军而我们用复员这种提法——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党是尊重革命军人的,社会党是相信革命军人是有功的,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认为民国肇造以后,革命军人便没用啦,革命军人便是添乱的啦。”

“这……这终究还是口舌之争,不是本质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也有。”蔡绮洪拍着桌子说,“我们可以裁军,我们也可以复员,但是我们必须把所有复员军人都掌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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