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林淮唐的想法，就是社会党不直接强制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社。而是由社会党自己首先利用“复员战争”的机会，通过复员官兵来组织国营农场，给农民示范社会主义未来，并且还能给周边农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例如说国营农场可以向周边农民提供农业技术的有偿服务，技术指导、新品种推广、良种选育等等，国营农场的农业机械设备，也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当然林淮唐估计江北土著农民短时期内也不可能会使用这些设备，所以最好就是直接向江北土著农民提供有偿的代耕服务。
其余如国营农场修建的水利设施，同样可以给普通农民提供很大便利，国营农场的总渠还可以向农户自己开的新渠放水等等。
总之这种模式是大有可为的，关键投入也不算太高昂，社会党的先期投入主要还是花在国营农场上面，而国营农场的收入完全归社会党支配，这样性价比就比直接组织农民建立合作社要好得多。
等到国营农场的经营卓有成果时，这时再以国营农场为中心，向农民提供供销合作服务、农贷信用合作服务等等，便能解决地主垄断交换和金融的问题了。
将来复员官兵一部分将直接成为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另外一部分则分配给他们废灶兴垦的土地，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考虑到复员官兵与社会党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林淮唐认为等到时机成熟时，首先由复员农户组织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且这样，社会党便能对江北相当一部分的农业生产做总体规划，以便各块土地都能根据土质的情况和特点，种植当地最适于生长的谷物、蔬菜和经济作物，按林淮唐估计，棉花生产将是今后江北农业的主力之一。
而清末民初最普通的小农经济，都是纯粹的单干户，要求他们去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棉花作物，或者要求他们采取更科学的农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中间环节消耗的金钱和时间，绝对要比社会党提出的新模式多得多。
肥料方面也是这样，保持土壤腓力的主要源泉就是肥料，国营农场可以养更多牲畜，因而能够得到数量更多、渠道也更多元化的粪肥，农场本身使用之余，还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周边农民，这个价格要低到苏北一带已高度内卷的小农亦能承担的范畴。
牲畜方面国营农场的优势就更大了，几个大的牛棚猪圈，无论卫生条件还是生产效率，都比几百个小的牛棚猪圈高许多倍。而且国营农场还可以进行小农根本想都不敢想的良种选育，种种优势根本是一下说不完的。
“社会党现阶段，还没有实力也没有条件消灭中国的地主阶级。这样，在不发动全面的土地革命以前，我们就要先从国营农场和附属初级合作社这些方面展开工作。”
林淮唐说着，又扫了一眼台下所有人的神情。不过这一次，大部分人的神情均相当自然，似乎并没有因为林淮唐这一句“消灭地主”而感到有什么不对劲。
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更不能代表社会党的领导人们都一致认可今后要消灭地主了。
毕竟同盟会的纲领里头，也有平均地权呢，难道同盟会的高层就真的一致认可今后要平均地权了？
在刀子真的砍下去以前，可能就算在座的许多中央委员们，都只会觉得林淮唐口中的“消灭地主”，意义不过和孙中山口中的“平均地权”一样罢了。
林淮唐微微甩了甩头，将这些“不良”想法从脑海里都甩了出去。至少刀子真砍下去以前，一大的所有同志们，总还是会有一段和谐亲密的合作时期。
林淮唐已经把他对中国现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向在座委员们和盘托出。很显然，林淮唐提出的这一方案是他处心积虑的预谋已久，绝非为了应对“复员战争”而临时提出来的应变之法。
“这一揽子方案，说不定今后就是民国的立国之基。”
“但是……”姚雨平又提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废灶兴垦、滩涂垦屯、国营农场、初级合作社……这些政策，都只能用来解决基层复员官兵的生活着落问题。但更高一些级别的士官、军官们，说实话，诸君同志，我认为这些士官、军官才是革命军最重要的财富，我们难道要安置他们也去江北种田呢？不是说我觉得种田就怎么怎么不好，而是大家难道认为安置去种田，真能吸引到这些有一定教育基础的军官吗？”
刘师复也说：“士云先生说得很对，革命军的中坚军官，多数有较优越的家庭出身，他们不可能抛弃家庭于不顾，跑到江北来当几年农民的。如果我们招徕军官，跟人家说同我们社会党走呀，同我们去江北种地去呀，人家恐把社会党当成傻子看待，宁可失业赋闲在家，也未必愿意跟我们走的。”
“不错，这点我们也要承认到，革命军官和普通革命官兵的经济要求是不同的。”
林淮唐回答道：“对于一般的革命官兵来说，能够得到一块土地或者得到比较稳定的谋生途径，就属于比较满足了。但对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家庭经济基础又比较好的革命军官来说，光是一块土地和稳定的低收入，可能还比不过他们直接回老家的待遇好。”
姚雨平也提道：“书记长，据我所知，留守府方面也不是没有做过保持革命势力的考虑。克公将所有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很多都集中到了第八师。这个师从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然而，克公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第八师基干部队，就引起很多人思想上的混乱，闹出许多兵变，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
“何遂？”林时爽问道，“何叙甫吗？”
姚雨平略感奇怪的答道：“不错，何遂表字叙甫，林书记怎么知道？”
林时爽苦笑道：“叙甫是我老乡啊，君汉，你还记得他吗？福建武备学堂的何叙甫，他和林觉民、陈更新、方声洞几个人以前常在一起活动。对了，何遂加入同盟会，还是由方声洞介绍的呢。”
何遂是福建武备学堂的学生，但是后来没有像林淮唐他们那样去日本留学，而是去了保定军校读书，与李济深、何贯中也是朋友。
武昌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何遂是吴禄贞的参谋，帮助吴禄贞策划了滦州兵谏与燕晋联军计划。可惜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以后，第六镇中的革命势力土崩瓦解，何遂只好前往南京投奔临时政府。
林淮唐稍微回忆了一下，隐隐约约想起了何遂这个人的模样来。清末民初这段时间，福州这群青年人的关系网络还真是相当发达，几乎可说是遍布南北新军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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