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火车站月台前的一场闹剧结束以后,林淮唐总也不能置那些被陶骏保拉来的学生志愿者于不顾。他还是站到木箱上,对着为欢迎他而来的这群学生发表了一番简短的演说。
三四月间的徐州,天气依然偏冷,西北风吹拂而过,青年学生们却都涨红着脸颊,眼睛里也都透着一股火热的光芒。
这些人,便是未来中国的支柱吧。
演说结束以后,林淮唐走下台去,同志愿者中的几位学生代表握手道:“学业为重,今后不必如此!”
徐州国大筹委会的主任吴玉章拿出一张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水,想着林书记长应该不会记恨这事儿吧?终究是自己没有足够强硬地压下陶骏保的主意啊,这回可让他给祸害惨了。
林淮唐一手提起行李箱,另一手将没有军衔标记的黄呢制服外套披到肩上,在吴玉章等人的引领下,带着警卫离开了车站。
徐州方面给他准备一间没收自前清八旗官僚的三层楼公馆,作为羁旅暂住的地方。但林淮唐对此也很不喜欢,他才带几个警卫?这么大的房子,根本住不满,纯属于浪费之举。
还是思想活泛的陶骏保,立刻说道:“林书记长!还是住津浦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宿舍吧?书记长一定也想离工人近些吧!”
“哈,离工友们近些自然好,这趟我来徐州,说到底也是来搞工业工作的嘛。”
林淮唐望着陶骏保,终究无奈一笑,这人久经宦海,到底是做官术真是厉害的不得了,只能说佩服吧。
陶骏保很快又安排一位工人向林淮唐介绍情况,这位青岛来的木工工友王二九,曾在一卅大罢工时期立下不小功劳。
王二九给林淮唐和一众警卫安排好工会的宿舍以后,又带林书记长去参观了一下徐州的工人夜校、子弟学校、供销合作社和工会食堂。
林淮唐在观摩过程中,也很自然地坐到了食堂的位置里面,笑道:“设施规模不能跟上海比,但在徐州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如此规模,徐州方面工运搞得很好呦!”
王二九红着脸,摸摸头说道:“徐州打铁业历史很久,本来铁匠就多,工人兄弟比黄淮海一带其他地方,都多得多。”
清末民初的徐州机械铁工业,由古老手工铁器锻造业逐渐发展而形成。徐州的铁匠炉集中在鼓楼街一带,设有红炉,煅打锄头、铁锹、抓钩等家具和菜刀、铁勺等生活用具。此外,在南关英士街,还有旧式熔炉,铸造犁铧、犁面子、车川“穿”等工具,还有手工业铜器作坊和铜器铺,制造脸盆、铜勺、家具铜器等生活用品。
“徐州的铁器手工业基础,是很发达的。”林淮唐点头道,“机械铁工业是近代工业化最基础的东西,你们搞得真好,这是要夸奖要鼓励的。”
徐州最早的机械铁工厂源于煤矿和铁路,贾汪煤矿最早引进近代机械设备,蒸汽机、升降机、发电机和火车机车等设备的使用,使得贾汪煤矿迅速建立了修配、翻砂、熟铁、机器等分厂,铁路也建立了津浦路机车厂的分厂,形成了淮海地区最早的综合性机械修造工厂。
贾汪煤矿公司先后铺设贾汪至柳泉的铁路,购买小火车,添置锅炉、井下排水用排水泵6台,各井口都安装了英国产的蒸气绞车,有发电机两部。为确保煤矿公司机械设备的运转,还从唐山请来了机器匠,先后建立维修用的机器场、翻砂场、修理场,其中修理场有大小皮带车床4部,用以制配机器上的零部件。
林淮唐对贾汪煤矿的历史,之前已经提前做了很多功课。
中法战争以后胡恩燮因年老多病,长期养疴于南京,徐州利国矿务局的工作乃交由其子胡碧徵负责。胡碧徵是秀才出身,随父办矿颇有经验,这时他因蔡山煤矿地下水泛溢,乃在铜山县境内的青山泉另开新井。从此,青山泉遂成为徐州著名矿区之一。
光绪十三年,胡碧徵正式接替父职,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任命为利国矿务局“总办”。他为了打开局面办好煤矿,也搞了一些引进近代工业机械设备的改良措施,整顿矿场,提高工效,勉力维持徐州煤矿开发的局面。
但是由于洋煤入侵,加之当时津浦铁路尚未修建,徐州煤炭由于运输成本高昂,难以同洋煤竞争,很快还是出现严重亏损情况。之煤又以运输成本高昂而出现亏损之局。
以徐州煤的主要销售地南京为例:当时南京有两座军火工厂,即“南门外制造局与通济门外棉花火药局”,两厂“约计每日各用煤数十吨”,合计每天共用煤百吨之谱。市场供应的情况是:“洋煤”用轮船运来溯江而上,安徽池州之煤则沿江东下,运输成本均甚低廉。可是,徐州煤炭需先用笨重牛车拉到运河边上,然后再装上木船南运。而运河水道悠长,闸道重重,再加上“水有涨渴”往往稽延时日,造成了煤炭的损耗和运输成本的增高,这就大大削弱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出现“存煤山积,坐亏成本”,连煤也运不出去的情况。
胡碧徵为了摆脱困境,乃于1887年前往天津,面谒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将全矿归公,由海军衙门筹款大办”。所谓“大办”即挖深井以提高产量,修铁路以济运销。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乃命手下洋务要员马建忠、盛宣怀负责处理,经他们派人勘查后均赞成接办徐州矿务。但此时海军衙门的款项因挪用于修建颐和园,李鸿章已经无力再拨出巨款数百万元来经营这一企业。
这以后徐州煤矿的开发中心就从青山泉转移到贾汪,贾家汪一带的优质煤矿开发基础相当好,后来又陆续引进了更多近代化机械设备。然而由于运销困难,再加上苛捐杂税过多,办矿形势依旧很差,直到庚子新政以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有意于兴办地方实业,胡碧徵乃向他上书请求以官府之力“包举全局”、“大兴煤铁”,并提出修铁路、购机器、浚河道、造船舶等一系列全面开采徐州煤铁矿业的宏伟计划。
但宣统元年,端方忽然调任直隶总督,“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接办徐州矿务之事遂寝。再经过辛亥年南北两军围绕徐州展开的一系列战事,矿局工业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胡碧徵在绝望中离开徐州,胡氏父子两代人对于徐州工业的一切努力,终于迎来完全的失败。
胡氏父子虽然眼光较洋务运动一代人更高明许多,但他们的理念依旧无外乎官僚资本主义的范畴,虽然比之自然经济、封建主义已有很大进步。
但在林淮唐看来,搁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面,官僚资本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其实都没有发展起来的合适环境。
胡氏父子所遇到的重大危机,如中法战争造成利国驿铁矿破产,洋煤倾销导致徐州煤矿经营困难,人亡政息导致一揽子的工业计划半途而废,战争动荡造成的机械设备破坏和技术工人流失……这一切情况,都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能改变的。
目前徐州煤矿的产权握在袁世凯的从兄弟袁世传手中,袁世传和袁世凯是同一曾祖父的从兄弟。袁世凯的爷爷袁树三是大哥,袁世传的爷爷袁甲三为二弟。袁氏家族靠袁世传的爷爷袁甲三起家,袁甲三中进士,官职做到了一品;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又考中了进士,也做到了一品官;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也就是袁世传的生父,官做到二品,袁家“父子两进士”、“一门三公”,也是所谓世受清朝皇恩的望族。
辛亥革命时徐州动荡不已,北伐军在徐州和第五镇交战时,胡碧徵就已经逃去了天津,并在那里以极低价格把贾汪煤矿的股权尽数出售给了袁世传。
而袁世传之所以敢于在这种时候收购股票,也无非是因为他从袁世凯那里了解到了南北议和在即的情况。
林淮唐说:“贾汪煤矿是徐州现有工业的中心,如果我们放任产权问题不去解决,那说到底,咱们在徐州搞的开发建设,就变成为袁世凯、袁世传等一班官僚资本搞开发,而不是为民国的国民做建设了。”
袁世传接办贾汪煤矿之前,股票错杂、规格不一,贾汪煤矿本身作为清廷官督商办的产业之一,产权关系本就非常复杂,胡碧珍时期推行了公募商股的政策以后,还导致大量“不记名股票”可以在市面上自由流通。
现在袁世传虽然从胡碧徵那里,名义上获得了贾汪煤矿的产权,但林淮唐还在上海的时候,就找过社会党内部的几位金融和法律专家研究过相关问题,当时兴闽银行的总经理黄少通就说过,以目前情况,袁世传对贾汪煤矿的产权很不清晰,如果徐州方面坚拒袁世传来夺权,煤矿是一定可以保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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