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抵达海州以后，众人便在工作队的引领下下车步行，又花了一整天时间走到海头镇东面的海州垦区第一农场。
路上工作队的干事们，又向汪爱民等人强调了一番，垦区生活可能会比一部分官兵以前的生活更好，但对于另外一些军官来说，垦区可能就是相当清苦了。如果有人受不了这个苦，想要离开，社会党不会阻止，大家可以自愿选择去留，但是只要还没有提交退出农场的申请书，那所有人就都要听从组织的安排和指挥。
汪爱民走了一天的路，小腿有些发麻，听着这话，好像国营农场的生活与军营里面又有些相似。但他对此并不抗拒，毋宁说汪爱民更乐于主动去迎接这种生活。
毕竟再清苦的农场，也要比在南京目睹革命理想在现实中的破碎，更加美好。
失落的革命军人，数量不在少数。他们踏上海州垦区第一农场松软泥土的那一刻起，走过就留下串串脚印，心情逐渐起着变化，好像这些脚印就和许多人儿时留在乡土里的脚印重叠在一起似的，在中国沿海黄河泛滥新造成的陆地上，把他们的命运与中国的未来扎根联系在一起。
“这里不是江南沃野，而是一片荒芜的土地——”邓瀚站在队伍的最前方，他也是工作队中的一员，“我们最敬爱的林书记长说过，江北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就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手脚，把这片荒芜的大地，开垦成新的江南！”
汪爱民眼望着远处渐渐葱茏的山林，碧绿的原野和蓝天白云，他轻轻踏过河滩，丝丝杨柳拂面，溪水汨汨流通，翠鸟不时尖叫着划过水面，溅起点点水珠。
“这水好清……”
远处的小山丘上，插满了黑赤旗、五色旗和铁血十八星旗，那里已有不少北伐军自己的复员官兵，先汪爱民等人入驻了垦区新村。
这条小小的水渠，就是这些复员官兵们，用极简陋的工具挖掘出来的。
几只白鹅在河里凫水嬉戏，灰羽毛的麻鸭们在河里倒着身子，它们从水底觅食，只见屁股不见头。刚刚掘出不久的新渠，溪水里却已流动起了跳跃的鱼虾，还有螺蛳与蚌壳，一株野蔷薇的花骨朵也勉力从盐渍化的土壤里抽出新芽，坚忍不拔地抬起头，望向东海的尽头。
邓瀚笑笑说：“你们是第一批到海州第一农场来的复员同志，山坡上那些人——他们是工程兵，编制不算在咱们农场头上。百川老兄，你是该感谢咱们工程兵袍泽同志的，没有他们，咱们今天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无。”
由老华南野战军改编而来的新华东野战军，现在也在大整编当中。社会党的整编政策，无非还是以精兵简政、汰弱留强为主，毕竟不管是徐州的煤钢复合体，还是江北滩涂地的大垦屯计划，每一项都将花许许多多的钱，而江北本地的财政收入相当有限，社会党控制的地方政权，也就烟台、上海、常州还有闽南那片盈余较多，所以华东野战军的整编相当严格。
很多被缩编的部队，就把番号改成了工程兵，参加到了各项地方建设当中。
被调来海州的这一营工程兵，到地方以后还给汪爱民等后来的复员官兵，提前修好了连成一排的宿舍住宅。
虽然时间有限，财力更是捉襟见肘，所以给汪爱民等人准备的住所相当狭小，看着就只是苏北一带最常见的小平房。就这样，还是四人、六人、甚至八人住一间，空间相当狭小。
不过大家初来乍到就有地方住，汪爱民自己是觉得已经相当满意了。
他还记得自己跟随黄兴刚刚从武昌赶到南京参战的时候，血战之余，一切住房还需要自己掏钱垫付房资，许多袍泽官兵拿不出房钱来，要么勉强到同乡会馆挤一挤，要么就只能露宿街头了。
那时南京人常指责各省来援的革命军官兵纪律特别差，可是如此待遇，想要让革命官兵的军纪好起来，实在是强人所难。
海州第一农场地势平坦，但农场职工宿舍所在的地方，刚好有一片高地山坡挡住海风。低矮的丘坡上，最多的是杉树、毛竹和马尾松，偶而夹杂着几棵槐树。站到山坡的最高处，就能看到一望无垠的湛蓝海洋，现在这片大海完全被中国人称之为洋人的那伙人所主宰，无论西洋或是东洋皆是如此，但汪爱民突然间就觉得，如果社会党能够改造自己脚下这片盐渍化很严重的土地，那么他们当然也能够改变眼前这片大海的现状。
当最后一缕晚霞被带走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而这时，白色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缕缕升起，笼罩了整个农场新村，就像给村子盖上了一程轻纱，使新村隐隐约约，时有时无。
大家跟随工作队走进宿舍，在干事们的协调下分配好住所、安顿完行李以后，就聚集到一起，先去参观了工程兵第八营前端时间劳动的成果，游览了那些好似还崭新着的小水渠和排盐坝格，有部分棉田里面已经拔出了嫩绿的苗头，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而霞光将它的眷恋留给苍穹的同时，也留给了大地。
东海之滨的天空，在傍晚时透出浅浅的紫色，霞光下除了宿舍以外，还能看到一栋稍新一些而带有瓦片的建筑物，邓瀚向汪爱民介绍道那是海州第一农场的农技推广站。
邓瀚说：“每个农场都有农技推广站，每站下面还包括一个植保站、一个土肥站、一个畜牧站、一个配种站。这些农业技术站的主要工作，就是指导咱们农场的生产，还有就是向周围的复员单干户们推广新的农技成果，也会负责培训乡村干部和做农情监测。百川老兄，所以你懂了吧？我为什么主张你们选择来国营农场。就像农技站一样，光靠单干户，是搞不起来的。”
邓瀚深吸一口气，好像享受着海滨空气中的腥味，又说道：“赤戟报之前出过一个专题新闻，就是讲农技站的，咱们党负责农会工作的蔡执委曾经说过，社会党要花十年时间、二十年时间，确保中国每一个县都有农技推广站。”
农技站的干部几乎都是从广东和福建两省调来的，海州本地懂近代化农业技术的人实在太少。要照蔡绮洪说的那样，以后确保全中国每个县都办农技站，更是不知道需要多少掌握近代农技的干部人才。
所以现在别说每个县都搞农技站了，光是能先确保社会党主办的一级农场行政建制下，都能有一所农技站，就已经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目前农技站对周边的单干户，主要还是采取技术承包服务。具体做法是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时，农技站与单干户或初级合作社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既负责技术指导、技术服务，又包产量，超产分成，减产包赔农民损失。这样才能渐渐取得周边农民的信心，也培养起农技人员的责任心来，用以提高农技推广的效果。
虽然林淮唐一直相信中国农民是地球上最优秀的农业从业人员群体之一，但在近现代的农业科学面前，老农们从几千年耕作历史中积累下来的那些经验之谈，确实便变得有些不值一提了。
农技推广虽然不能像化肥和杂交良种那样，给农业产量带来立竿见影的巨大效果，但它的投入至少、农民花费之低，却非常适合于现阶段的江北农村。
毕竟如今社会党还没有对地主阶级展开全面进攻，江北农村的土地关系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积累极为有限，负担不起任何稍大一点的物质投资。只需要花费时间和很少量金钱的农技推广，无疑最适合于现阶段的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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