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淮唐到徐州以后要处理的事情还非常多，他身为社会党的书记长，专门跑到徐州一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给拒袁运动撑场面的。
社会党体系里的工业建设人才，数量还是太少。徐州作为地方建设计划重点中的重点，林淮唐也放心不下让其他人来负责。他虽然不是工科生，但记忆力好的过分，学习效率也比普通人高许多倍，所以中华书局那边专门为林淮唐搞来了一批外文书籍，基本都是近代煤钢技术相关的材料，林淮唐硬啃下去，对徐煤、徐钢工业布局的问题，才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四月份以后，从上海江南制造局迁来的一批军工生产设备，也到了徐州。林淮唐亲自到车站接收这批物资，他是考虑到上海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于靠前，又处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未来很可能是会沦陷或被社会党主动放弃的城市之一。
即便从鸡蛋不能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种角度考虑，社会党控制下的军队，在军工后勤方面，也实在不能仅仅依靠江南制造局一处。
除了徐州即将设立一个江南制造局的分厂以外，从前北伐军在蚌埠建立的修械所，经过整合以后，也将扩大为一个军工厂。然后就是广州方面，廖仲恺主动向潮梅当局提出了合办军工厂的提议，廖仲恺的建议是把厂址设在惠州，惠州处于广州和汕头之间，便于双方接受，在社会党角度来看，在惠州合办军工厂，也是一个争取到惠州建立起完善党组织的好机会。
再除此以外，就是福建方面了。
福建省的政权虽然是由同盟会的元老郑祖荫和福建本地新军军人许崇智控制，但是福建省内最富庶的闽南地区政权，完全被社会党人主宰。包括郑祖荫在内的福建都督府一批军政要人，也都和林淮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许崇智掌握的闽军系统，在辛亥年间借着北伐的由头，把倾向社会党的一批军官都赶出了军队，所以闽军系统是完全独立在社会党的影响力之外。
福州有军械厂，还有造船厂，产能与列强相比当然不值一提，但在中国足称规模。只是这些工厂都被闽军掌握，连福建都督郑祖荫都管不到，遑论社会党去插手了。
但这自然也促使郑祖荫又进一步倒向社会党的阵营来，他本来就是林淮唐、林时爽等人的启蒙老师，这时为了确保都督府不被许崇智架空，自然愿意接受社会党提出的合办军械厂的提议。
郑祖荫寄希望于和社会党合办军械厂、合建新军，来摆脱许崇智的架空，这样军械厂厂址自然不能选择在许崇智势力强大的福州，郑祖荫考虑的厂址是泉州和厦门，但林淮唐则力主到龙岩办厂去。
龙岩虽然有金铜矿，但这不是林淮唐参考的主要因素。他更多还是考虑到泉州、厦门就在沿海地区，易于遭到外部敌对势力的攻击，龙岩则深处闽西山地，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条件虽然差一些，但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再加上龙岩本身有一些矿产的优势，前清时在这里也有一些近代化的矿局，技术工人数量比较多，这些都有利于军工厂的建设。
这样，社会党等于同时要在徐州、蚌埠、惠州、龙岩，建设四处中等规模的军械厂。虽然说徐州的军械厂，设备和人员都是直接从江南制造局调来的，蚌埠修械所的设备则是将皖北当地原来的机械生产设备做了整合，但即便如此，生产设备上的缺口依旧非常大。
毕竟即便是最简单的轧钢机，中国此时也无法自己生产，一切机械生产设备都要从外国进口。而在并非中央政府的情况下，林淮唐也不可能和任何国家政府直接达成协议，只能选择通过外国洋行私下进口的办法，但这样又难免被那些洋行狠狠克扣一笔，最后拿到手的设备也很可能是质量非常差的残次品。
当年胡氏父子经营徐州煤矿的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通过太古洋行进口的一批机械设备，其中更换零件都是几位老旧的残次品，以至于设备使用不长时间便出现大量问题，最后造成整个生产计划完全失败。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中国孱弱的工业基础，使得社会党的一切建设计划都背负着类似于此的沉重包袱。熊克武之前还依靠中国公学里一些买办的私人关系，准备从美国进口两台电高炉，但事情至今也还没出现一点回音和结果。
林淮唐很有些感叹，但又觉得如今中国的情况已经比后世好得太多了，国际上对产业升级技术的封锁，远远没有后世那样重视，工业弱国只要抓住历史的机遇，完全有可能实现赶超式发展。
而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历史机遇虽然不比十九世纪那么多，可也又比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与二十一世纪多得多。
林淮唐留在徐州，每个晚上都会抽出时间啃中华书局送来的那些外文技术材料，他的日语水平不比中文差多少，英文也还过得去，但这时代大部分工业技术的资料都是使用德语，所以林淮唐也是一边学习德文一边看书。
吴玉章知道社会党内，还有外面的许多人，都经常用革命超人这个很带些夸张噱头的绰号称呼林淮唐。林淮唐自己也常在党内强调，他不是什么超人，甚至许许多多方面的领导力，都
不比其他中央委员强多少。
可是看着林淮唐一天休息时间如此屈指可数，看着他一头埋进书堆里头学习之余，还顾得上东跑西看，到处巡视和监督徐州的生产建设情况，甚至还花了大量时间接见徐州各界市民代表，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写文章发表做宣传……
吴玉章又觉得这样的铁人，难道不是超人吗？可能说林淮唐不是超人，那才是罔顾现实的唯心主义论调吧。
可即便林淮唐是超人，像这样的超人社会党内也只有一人而已。社会党的党员即便是特殊材料造就而成，也不可能打到林淮唐那种地步，所以条条框框的规定依旧十分重要。
《安全生产规章》的正式条例，在上海经过几番修订以后已经出台。除此以外，林淮唐在徐州又和吴玉章领导的工作小组，一起协商讨论了煤矿与钢铁生产的具体安全条例。
生产安全是林淮唐最看重的东西之一，对羸弱的中国来说，数量还极少的这批产业工人，不仅是未来大规模工业化的种子，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所在，由不得他们因为一些愚蠢的操作失误，让机器活活碾死。
熟练的技术工人少，所以更要设法保护这批种子，也因此林淮唐哪怕知道通过洋行进口机械设备，难免会吃许多亏，也坚持认为这比靠工人的辛劳与巧手来弥补设备不足要好得多。
他在徐州会见了礼和洋行、怡和洋行还有太古洋行的大班，至于汇丰，黄花岗起义时林淮唐在汇丰银行强行借钱的一段黑历史，至今还没下文，汇丰银行虽然几次通过陈嘉庚的渠道表示愿意合作的意愿，可是林淮唐自己是没打算理他们的。
当然真到必要的时候，还钱肯定是要还钱的，但林淮唐没想过靠社会党或政府军队的钱去还，他想的还是自己个人挣的那些稿费够数以后，再去还钱吧。
在那之前，晾着汇丰的勃勃野心，本来也是一桩好事。
民国历史上通过洋行采购而吃了大亏的人，在林淮唐印象里也实在数不胜数，冯国璋、徐树铮、张作霖、吴佩孚……北洋军的许多大军阀，都让一些洋行买办坑过，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前吴佩孚和与意大利洋行打交道，用三百万元采购了步枪五千枝、子弹五千万发、七生炮三十六尊，结果其中八成以上武器朽坏根本无法使用，这样的例子在民国历史上是数不胜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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