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务实方式来解决问题，林淮唐便只能选择募集公债解决社会党一年计划工业建设方案资金不足的问题。
林淮唐一再强调，告诉自己，他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与拯救者，在现实的面前社会党人不能选择弯腰和屈服，更不能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做让步与妥协，但社会党人也需要承认现实，并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革命。
正如那个人所说的，当社会关系阻碍生产力时，工具通过人民说话。那么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否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呢？相比较之下，肯定是带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主义地主阶级，阻碍更大。
但这也不代表林淮唐便只能默默选择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接受资本主义中一部分暂时具备进步性的因素，绝不等同于无条件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特别是在中国，在出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健康的中国。
简单来说，比如现在上海广为流行的包身工、童工、拿摩温等制度，难道属于资本主义中具备进步性的因素吗？
恐怕并不是，无论包身工、童工还是拿摩温，其用意都在于强化工厂一方对于工人人身依附关系的掌控权，而众所周知，人身依附关系正是封建主义的核心要素，也是资本主义自打每个毛孔中散发着血腥味诞生以后，旨在全力破坏的一种糟粕。过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短时期内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长远来看即意味着工人的农奴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下消费能力的极度萎缩。
所以即便站在更健康、更成熟的资本主义一方角度来看，像包身工、童工和拿摩温监工这样的制度，也都该被废除。
那么发行公债呢？以实行激进社会主义自诩的林淮唐，如果募集公债，是否便有悖于他的政治原则呢？
从历史情况来看，苏联在政权建立以后，从1922年到1957年的35年间，统共发行了六十多次公债。
苏联发行国家公债是从1922年开始的.当时，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原材料和燃料严重不足，大批工厂停产；农业生产由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粮食产量锐减，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市场物资奇缺，物价猛涨；财政收不抵支，出现巨额赤字。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苏维埃政府开始发行国内公债。
这时苏联发行的是一种实物公债，即“1922年第一次国内短期粮食公债”，发行额度为1000万普特裸麦，还本期为六到八个月。债务发行时按国家规定的粮食平均市场价格收取货币，还本时可以用实物偿付，也可以按裸麦的实际价格用货币偿付。
即便托派也不否认苏维埃1922年发行实物公债的正确性，当然苏修的例子或许只能是修正主义下的措施。那么在林淮唐所知的中国历史上呢？
五十年代中国发行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这些公债的发行为克服财政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判，发行公债来解决暂时的财政赤字困难，都比单纯增发纸币效果好得多，也有利于人民得多，而且绝对是不违背社会党政治原则的。
共产主义切忌妄想狂的存在，林淮唐既然不能妄想出制造丝袜的技术，也不能妄想出美国油田与股市投资的暴富圣经，那他就只能选择在承认苦涩现实的基础上再做全部努力。
黄浦江浪花滔滔，天气晴朗明媚，初夏的阳光里都好像带着火热的空气，碧海蓝天之下是辉煌的大都市、是烟花洋溢的外滩西洋景，也是衣衫褴褛、瘦弱而年轻的贫民在艰苦求生。
林淮唐已登上了前往厦门的客轮，船只自然来自于社会党掌控的华南海运公司，这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林淮唐还是明白的。
他把手攀在甲板旁的栏杆上，心情始终带着些微的阴郁，北伐军第一舰队的司令谢葆璋在南北议和以后暂时失去了舰队司令官的头衔，但旋即又成为了社会党控制下的烟台海兵学校新任校长，他在上海发动前清时的旧关系为海校拉来不少老师，现在也准备与林淮唐做同一条船回福建去。
“谢司令，我听说你向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谢葆璋沉默不言，只是轻轻点头认可了林淮唐的说法。
林淮唐有些讶异：“为什么呢？去年谢司令不是一直坚持做党外人士吗？其实像谢司令这样人脉广泛的人，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做我党的朋友，好处也非常多，至少当您去拉人来烟台海校的时候，一些老官僚不会对您太过反感。”
原本袁世凯政府是准备任命谢葆璋做海军部次长的，但谢葆璋自己拒绝了这一位高权重的任命。他脱掉了那身设计还算不错的前清海军将官军服，也没有戴惯常使用的白手套，而是像林淮唐一样，穿着一件由日本中学生校服改良来的“中礼服”，也就是后世常说的中山装。
谢葆璋没有直接回答林淮唐的问题，只是说着自己在烟台和上海的各种见闻：
“……革命成功了吗？民国建成，各省或者响应先生号召召集国民大会，或者响应宋教仁先生的号召建立政党，准备参与国会政治，种种新气象，学生们也热情万分，真有开国模样
……但我听说武昌最近有所谓群英会的事件，国民党人与黎元洪一派的共和党人互相攻击不休，我分不清谁对谁错，但黎元洪重新任用许多前清时我有所了解过的龌龊官员担任要职，这却是事实，像蔡汉卿那种人，从前说什么给他四十把大刀要把文学社社员杀绝，现在也是鄂军师长了……
……可是国民党又如何？蒋翊武是国民党中我很佩服的一个人物，但黎元洪说任湖北警察学校校长的国民党人祝制六组织群英会，要暗杀黎都督，派人把祝制六等一批人全杀掉以后，蒋翊武却代表国民党说被杀数人与国民党志不同道不合，竟不承认祝的党籍，连我都知道祝制六是同盟会元老，蒋翊武所言算什么呢？”
林淮唐默然：“国民党不敢为祝制六等人伸冤，无非害怕因为破坏与黎元洪之间的关系，损毁掉宋教仁实现议会政治美梦的机会。”
谢葆璋说道：“书记长先生认识云南都督蔡松坡吗？”
“蔡锷？我认识他，恐怕他不认识我。”
“我和蔡都督在前清时有些私交，他主张军人不要入党，对我影响很大。”谢葆璋缓缓说出他此前没有向社会党提交入党申请书的理由，“我向来信服蔡锷都督的政治主张，但近来在贵州发生一桩事件，又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先生知道贵州的自治学社吗？自治学社社长张百麟原是贵阳政法学堂的监督，我们两家有些世交。”
谢葆璋看向上海码头以外的海平线上，眼神有些惆怅：
“我幼时曾与张百麟见过几次面，后来他到日本留学读书，我们也还有通信往来。前不久蔡都督派去督黔的唐继尧，与贵州宪政党、耆老会的一批人同时发难，以防军两营冲入张百麟的住宅中，将他当场打死，乱兵还把百麟的双耳、双手割下，悬于贵阳督署大门之上。
唐继尧是蔡锷的心腹部下，他杀戮自治学社的行为，我很难相信没有得到蔡都督的支持和默许。蔡都督说只知有国，不知有党，但唐继尧之杀张百麟，如此蛮横行径，到底是为国还是为党呢？”
谢葆璋的话让林淮唐又重新认识了一下蔡锷这位历史上声誉极佳的革命伟人，林淮唐高中时看过谢铁骊执导的电影《知音》，对片中以身许国的蔡松坡印象非常好。
林淮唐记得蔡锷去世时，天下间不分敌我纷纷前来悼念，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锷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生死，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对他由衷称道。林淮唐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曾给过林淮唐一个理由，理由很简单：蔡锷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然而谢葆璋的话中，却浮现出一个与林淮唐记忆中并不完全相同的蔡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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