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愿意为社会党的一年计划提供相当分量的资金，而且他身后还有规模更庞大的南洋华商群体，林淮唐也希望能够千金市马骨，将来确保建设公债的销路。
公债，产生于古代社会，发展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多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产物。
公债简单来说就是由国家或国家财政直接或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各种债务，大致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两种，内债是由财政部门代表国家在国内向社会各阶层，向全国居民和全国各机构以有偿方式筹措的各种国内债务；外债是由中央财政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偿还本息，以国家名义从国外借入，到期由国家统一偿还的各种国外债务。
林淮唐考虑通过陈嘉庚向南洋华商销售建设公债，但考虑到大部分华商都拥有双重国籍，这部分债券应该也算入内债的范畴之中。
是否向国际金融市场销售外债呢？
这一点黄少通是建议过到英法等国挂牌出售债票的，但林淮唐自然更倾向于到德国和奥匈帝国去出售债券。只是现在社会党因为一卅大罢工的缘故，同德国关系极差，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恐怕没有条件到德国做如此复杂的金融运作。
至于英法方面，林淮唐可是相当清楚这些老牌资本家的手段，想去嫖他们，可是要做鱼死网破的准备，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高利贷帝国主义腹中的一顿饱餐。
众人从码头回到社会党在厦门的党部以后，蔡绮洪、黄少通还有中央委员会在厦门的另外几位委员，又单独与林淮唐开了一个会议。
黄少通拿出大量资料来，说：“社会党华南、华东两大根据地地方如此之广，广东和上海又都是富庶之地，我们认为发行一千二百万银元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
黄少通给众人仔细算了一笔账：“发行公债也是有困难的。目前多数工商业才刚刚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是会造成压力的。发了公债，我们根据地城市的工商业是否会垮？我看不会，因为兴闽银行每月发行的钞票肯定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的现钞，将是公债每月钞票回收量的二到三倍，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书记长不要顾虑我们调整金融的政策工具和筹码会减少。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真的紧张，还可以后退一点。”
黄少通又对公债的利率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公债采用折实办法，将来公债不管是募集还是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这样也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党利用基层农会控制米麦棉纱等基础物资的优势。”
折实公债的利率是四厘，相当于一般商业银行一年定期储蓄的利率，销路应该还可以。通过折实计息，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外国洋行或国内有实力的票号，利用币值波动来围绕公债做投机买卖。
而且社会党在华南、华东两大根据地内，都建设了大量基层农会，这样可以尽可能保证党中央手里随时掌握有一大批大米、面粉、棉花等等的基础物资，随时也能够调整市面上的物价，保证公债不会沦为一小步资本家的投机牟利工具。
黄少通说：“民国初建，虽然现在政局已经平稳很多，但不少地方物价波动还是很厉害，币值也不稳定。我们推出这种折实公债是能够保证购买者利益的，这样肯定可以促进债券的推广和销售。”
蔡绮洪也说：“高绳芝会长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们准备出售折实公债的消息，他现在已经开始拉人凑钱，准备大举买进了。可见很多有钱人都看好这种折实公债。”
林淮唐听到这话，语气便稍微冷淡下来了一点点：“虽然高会长也是党的中央委员，但这种最高级别的财经机密，以后绝不该让他了解到的。要让监察委员会迅速核查一下情况，高绳芝是怎么打听到消息的？这不合组织纪律。”
黄少通说：“先生，这还是因为现在财经工作没有专门负责机构的缘故。兴闽银行、各省各地区的财政厅，全都各行其是，没有统一机构来做领导，自然消息到处乱跑。”
林淮唐拍板道：“卓知说得很对，下一次中央执委会的会议上应该尽快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组织一个中央财经委员会，今后统筹负责金融和财政问题，卓知你要好好负起责任来。”
黄少通脸上微微一松，不知不觉就面上就带着微微的些许欣喜，财经委员会如果成立，主任一职自然应该由他出任，这就是相当于整个社会党的财政大管家了，权力当然比现在兴闽银行的总经理大得多，而且也算跻身到社会党权力核心的决策最高层。
“银根问题呢？最近党中央各方面建设都感到很明显的银根收紧问题，兴闽银行每个月发这么多钞票，到底会不会有问题？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黄少通就林淮唐提出的银根松紧问题，略作思考以后，回答说：“我们准备动用三种政策工具，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兴闽银行收兑黄金外币的数量依银根松紧而定，二是今后银根紧时公债催收得松一些，可以适当延长手续和流程时间，三是银根紧时农会可以集中出售一部分基础物资，通过调整物价的方式稍微解决一部分银根紧张的问题。”
林淮唐沉吟道：“党中央还在提倡爱国捐的口号，现在发有偿公债，可能也会影响到爱国捐的宣传问题。这两方面的工作一定要注意好平衡，我们公债还是不要太多在根据地内向普通民众销售，而要尽量向豪绅、富商销售，要注意减少根据地民众的经济负担，不然群众是会有疑惑的。”
社会党的第一个一年计划，在制订期间就因为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以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超过了财力的可能。
折实公债发行的目的，就在于弥补财政赤字。
林淮唐说：“发行折实公债，与当前特殊的政治气候相关。今后还是应该把公债收入集中应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上，而不要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否则长久来看必然使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国家税收等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公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收入来源，显然不适合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公债规模逐年增加的惯性膨胀状态。
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根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在经济不景气时产生有力的政策振兴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响应压缩公债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
所以借债应用于经济建设，而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公债的偿还不能通过债务使用的投资性支出定期回收来偿还，只能通过发行新债或者靠加税来偿还，就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这个经验倒不是来自于林淮唐所知道的美国未来，而是在民国就有着足够的经验教训可讲。
在原本的历史上，从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开始，北洋政府十多年来统治的政府开支，就几乎完全依赖于借新债还旧债，搞到最后，中央政府的全部收入都要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结果是除了养肥一群洋行买办和江浙地区的公债投机商以外，什么建设也没搞成。
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江浙财团，就是靠北洋政府时期投资公债起家，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就是后来人常说的【江浙财团】了。
现在江浙财团的多数巨头还没有正式发家，陈光甫还只是江苏银行的总经理，钱新之刚刚准备开办中华捷运公司，虞洽卿虽然已经开办了四明银行，但其核心的民营航运业务在华南海运公司强有力的竞争下，很不景气。
江浙财团并不是一打出手，就像林淮唐所知道的历史中那样强大。现在江浙财团的雏形都还没有形成，无论买办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都还非常有限，所以林淮唐也有信心社会党出售的建设公债，绝对不会沦为票号商人们的投机玩具。
只要公债收入能够完全用于搞工业建设，而不是拿来给少数人发工资，或者用于打内战的军费开支，那就绝对是划得来的。
即便是民国时陇海铁路那样不算公平的公债建设，从结果来看也是很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我们发行一千二百万银元价格的折实公债，既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现在的经济景气，也可以避免仅靠银行发钞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做，我绝对赞成黄少通的意见，我会给中央执委会立刻复电说明情况，陈嘉庚先生他们多少也愿意多认购一部分债票的，一年计划的财政问题，现在看来我们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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