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在辛亥革命结束以后，地方政权已经完全由社会党控制，经过半年时间以后，当林淮唐重新回到这座沧海之上的鹭岛时，城市里的气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自从黄花岗起义以来，社会党主要的工作都是围绕乡村展开，种种社会改革的主要措施，也是以调整土地关系为主。但自武昌首义以来，社会党又陆续接管了汕头、泉州、厦门、上海、常州、扬州、徐州、烟台等一系列城市，考虑到城市人口集中，阶级构成复杂，经济形式比起乡村也更为多样化，所以城市经济工作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运行规律。
“如何管理城市，今后如何开展好城市的经济工作，这对长期以农村问题为工作重心的社会党来说，也将是一项新的挑战。”
黄少通对林淮唐的问题不以为然：“我们城市工作的经验很丰富，厦门现在也被管理的井井有条，书记长大可以好好巡视一番。”
蔡绮洪拉住黄少通，咳了一声道：“过程中间的失误也还是很多，卓知不要说大话。”
林淮唐也明白像黄少通这样的技术官僚，总会有眼高于顶的过分自信：“华南地区的城市管理工作是比较好，但社会党的任务不是去维持前清的旧社会，而是要推动城市的工业化，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在北伐军带走大批党员以后，华南后方大本营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均相继出现了不少混乱状况。
蔡绮洪向中执委书记局做过一番详细的汇报，如在泉州，就发生了工会纠察队任意假借没收八旗资产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罪不至此的工厂和商店。
“泉州，还有赣南和湘东南我们新控制的几个县，都有税收过重且非常混乱的情况。”蔡绮洪直言道，“光复赣南时，部队民兵民夫与后方机关乱抓物资、乱搬机器，就导致很多机器设备受到了严重破坏。”
蔡绮洪此时没有说出口，但是之前在向书记局上交的调查报告里，还提到另外一桩更为严峻的事态：
那就是腐败问题。
社会党控制了一系列城市，其中甚至包括了上海这样的大都会，自然导致领导机关都往大城市搬迁，许多干部也都想方设法调动去城市工作，很多干部乱抓乱买东西，贪污腐化的情况同样不可避免，还严重放松了农村工作，引起基层农会群众的极大不满。
林淮唐辛辣批评道：“黄老总啊，我听说咱们兴闽银行打物价战的时候，不乏有城市干部利用当时物价的激烈变化，靠着内幕消息提前套利。”
黄少通的眼神顿时闪烁起来，整个人都好像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他连忙为自己辩护道：“先生，这不是我负责的工作内容！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之后我一定向监察委会员多了解一下情况！”
“这不是在批评你，卓知同志。”林淮唐幽幽道，“整风运动，势在必行。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错，而是我们党必定要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咱们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稳住阵脚，把好这方舵。否则社会党与袁世凯那些旧官僚又有什么区别？自己就能搞垮自己，堡垒内部若被虫子蛀坏了，袁世凯几颗银弹打进来，社会党就要土崩瓦解，就要亡党，中国的革命事业又不知道将延后多久！”
不仅是干部如此，工会纠察队和农会自卫军的不少普通民兵，在光复城市时，也经常出现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取物资的情况。一开始还是鼓动贫民去搬衙门里的官产，后来就发展到抢劫私人财物，还有的人趁机发泄私愤，搞私刑，更有甚者纯为发泄情绪便纵火焚烧衙门官产，给社会党接管前清资产造成了很不必要的损失。
林淮唐又强调说：“我军到任何地方，都严禁以任何部队或地方党部、政权的名义，收受任何商人的所谓捐款。这一条要作为铁律提倡，谁踏雷区，最低惩罚也要开除党籍。”
林淮唐说：“过去在武昌起义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依靠广大农村，但是经过辛亥革命，我军已经占领了许多城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守住这些城市？有一些同志认为袁世凯力量强大，如果国会政治失败，不能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一旦南北再次开战，或者爆发二次革命，就觉得我军一定保卫不了这些城市，因此就发生失败主义的思想。
他们便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好好管理这些城市内的资产，又或者应该把城市内的资产全部拆除，搬运到农村去。我以为不然，你们怎么觉得呢？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有一年的准备时间，我们的一年计划建设方案成功，中国社会党就应该有信心守住我们的城市。去年在徐州战场的那场对决，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即便论阵地战，我们也不输给北洋军。”
蔡绮洪说：“中央同志很少有人抱这种失败主义思想，但是基层……这种想法在农村、农会里面，确实就比较多。还有一部分干部同志，是觉着社会党进了城市，就看不起农村，就要放弃农村了，所以也反对搞好城市管理工作。”
“这是农民主义、游击习气。”林淮唐反对道，“在潮梅的时候我们长期没有城市，一直感受着没有城市的痛苦，战士们子弹数量都那么有限，为什么？没有城市，我们连复装子弹的简单工艺都无法搞定。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就应当爱护城市，发挥城市的作用，使城市产生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未来的第二次革命，用来反哺和繁荣农村的经济。”
林淮唐说道：“万一国会政治失败，袁世凯妄图复辟不得人心的专制制度，到那时没有城市的支援，没有铁路的运输，是不能迅速取得最后胜利的——当然，社会党人也该有这种自信，即便没有城市和铁路，我们也能打到最后，也能胜利到最后，但这不等于我们就要白白丢弃已经获得的优势。”
其实现在社会党的情况还比后世更好一些，毕竟社会党没有经历多达十余年的游击战争，自然并没有把城市革命低潮期中产生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当做绝不能修改的策略。
农村包围城市，提倡的是重视农村，特别是重视农村的人力资源与基础物资生产能力，而不等于忽视城市，忽视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
如果反动势力在城市过于强大，那么社会党当然要做战略性撤退。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吗？恐怕并不是。至少北洋军在南方城市的力量还非常有限，而统治南方城市的封建地主（即豪绅、旧官僚）和新兴资产阶级（包括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且两派力量皆因为辛亥革命的缘故，暂时失去了对于城市政权的直接控制。
南方不少城市的政权，或直接由社会党控制，或是由社会党与国民党、光复会中的进步派联合执政，广东、福建、上海，大抵都是如此情况。
这时候再一味邯郸学步喊农村包围城市，那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看不到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可以为推动革命快速发展起到多大的帮助。
最后林淮唐还是和蔡绮洪和黄少通两人，夸赞了一下厦门现在的城市管理工作：
“像厦门的情况就很好，有统一的物资分配，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我看在厦门工作的干部，好像也没有那种大吃大喝的坏风气，更没有擅自没收财产或者逮捕殴打任何人的混乱状况。”
蔡绮洪说：“这方面工作要感谢黄展云老先生，他很重视司法方面的工作，厦门的国民法院就是黄展云先生组织起来的。国民法院接受老百姓的控诉，极严格地惩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很好地解决了民愤问题，又不至于像纯粹依靠公审大会那样，经常导致老百姓的过激行为。”
公审大会是一项极有创见的壮举，它可以在革命战争时期极大调动一般受压迫国民的反抗情绪，但也很容易造成过激和失控的情况。
就光林淮唐了解到的情况，当时方声洞主持江北工作的时候，特别重视组织公审大会，便发生过老百姓在公审大会上情绪越来越激烈，最后居然是发展到当场将几个劣绅乱刀砍死，然后还分食其肉。
那几个劣绅死有余辜，据说里头最王八蛋的一个人是沭阳大地主顾七斤，他在苏北有良田上万亩，有担任当地团练局的团总，每当他看中某家佃农的妻女时，就会以服役为名，将其召至家中奸淫。
还有几个当场被群众咬死的和尚，是苏北宿迁极乐庵和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他们几乎个个寻花问柳，奸淫佃户妻女，使得宿迁当地有俚语“庙前庙后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
宿迁一带的佃农，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田主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往往还会被村中宿老指责，认为这损害到一村集体的利益。
这就是初夜权了。
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儒家传统影响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加上初夜权本身存在着隐秘性，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但林淮唐是亲口从方声洞那里了解到情况，江北的初夜权情况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
自然，有些人说田主都是有钱的阔老板，而乡下佃户的妻女往往都是皮肤粗糙、相貌丑陋的劣女子，所以阔老板们怎么瞧得上她们？
是，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例如方声洞带第二师枪毙的淮阴孙圩孙大琨，家有田地26顷多，据调查此人每闻佃农娶妻，就会叫上团丁，挑了被子，拿着毡毯，提着尿壶，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一步三晃，三步九摇，到了佃农的家里，只说：“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好才要，不好两便。”
但还有的呢？
还是江北，不过这回不是方声洞枪毙的，而是公审大会时被当地群众活活剐烂炖肉的沭阳程廉泉。此人有一个口头禅叫做“尝新”，他家中的女雇工差不多都受过他的蹂躏。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于满脸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她，就是纯粹为着那种欺凌女性的精神快感，纯粹为着那种可以支配他人命运的权力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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