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被凌迟，被分尸，被活活咬死，甚至被下到大锅里炖成烂肉吃掉，林淮唐都以为是死有余辜，纯属活该。
但社会党并不提倡这种血亲复仇。
最亲的亲人被人侮辱、被人杀害，不复仇，还算人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亲仇人不共戴天，快意恩仇，这是中国传统精神中人性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从先秦就立法禁止私人复仇，但现实往往是，一旦涉及血亲复仇，尤其是彰显基本道德伦理的为父母、夫君、君主复仇，则往往从轻发落，甚至既往不咎、以赏代罚。
但是，仅仅快意恩仇是不够的。
公审大会是用来追求正义的，而不是用来发泄复仇的怒火，有的时候正义与复仇可以划上等号，但并不代表这两者可以永远都被划上等号。
社会党统治区内，不少地方的公审大会，据林淮唐所知都已经发生过了类似江北的那种情况，凌迟、分尸、活剐、食人……等等，在各地都出现过。
这些被公审的罪犯，死有余辜，可社会党绝不鼓励公审大会沦为老百姓发泄情绪的工具。
公审大会为的是什么？除了发扬正义以外，也为的让老百姓信任社会党的治理。
既然信任，老百姓就应该允许社会党来制裁这些罪犯。
所以国民法院，应运而生了。
在林淮唐以“文抄公”笔名摘录的两套书《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里，他都着重考辨过一个问题，就是明末时李自成到底有没有把福王做成“福禄宴”吃掉。
林淮唐更愿意相信的答案是——没有。
李自成杀掉了福王，但也只是杀掉而已，干净利落的一刀罢了，并没有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发明出来的各种酷刑，也没有曾国藩、李鸿章杀害被俘的太平军领袖时，那些花样百出的刑罚。
为什么？
是李自成不仇恨福王，还是闯军那些流民饿殍出身的战士们，不仇恨福王？
并不是的，而是因为李自成们希望建设的新社会，是一个由理性和正义统治的社会，而不是用恐怖来统治的社会。
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全世界最早在行政中落实废死政策的政权，是哪一个？
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答案会是苏联。
当然，列宁在残酷的红白内战中，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很快就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废死政策。
但这至少也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共产主义者到这世界上来，不是为了让地上动刀兵，而是为了一个更美好、更理想的世界。
恐怖是手段，不是目的，本末倒置，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向波尔布特堕落的危险，这也是林淮唐为什么常常讲社会党人需要警惕张献忠的缘故。
大杀一场，自然痛快，但这之后呢？法律总是要建设的，法院也是需要的，革命者和张献忠有同样的起点，但绝不能停留在张献忠大杀一场泄愤的阶段，更不能堕落到最后张献忠那样不分良莠去毁灭自我的终点。
当然，即便是从更加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林淮唐也反对老百姓对土豪劣绅们实行私刑。
因为那样很难建立起社会党法律的权威性，而且对老百姓们来说，实行一些如食人的发泄性私刑，也会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由政府来代为执行死刑，本来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们自己的健康。
废死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建立更加正规的国民法院，确实很有必要，公审大会更多还是作为一种战时政策来运用，更为合理。
这一点，黄展云在厦门确实做得很好。
国民法院依旧审理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劣绅，但整个程序都完全由社会党来控制，不至于再发生百姓一拥而上搞私刑的失控情况。
这到底属于一种进步，意味着社会党的政权建设，更加成熟一层。
厦门的城市管理工作，算是社会党现阶段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林淮唐也认为很有推广其经验的必要。
这一点，就首先体现在厦门的城市工作，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着工人阶级，而后才是注意团结进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
蔡绮洪给书记局提交的那份报告中，也提到过：“……城市光复以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愿意找官僚、职员和学生谈话，农村干部愿意接近农民、贫民，而工人反而很少有人理会。”
这一问题在华东还不严重，但在农民主义气氛很重的华南地区，就很严重了。
社会党始终要牢记一点，农民固然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将是革命的领导者。
而且工人既是社会党可以完全信任的可靠力量，又有着充分的工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社会党接管城市、治理城市，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掌控前清留下的那一点小规模工业。
从产业工人和职员中，迅速训练、提拔和培养一批干部，以便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城市工业，并参加接下来的一年计划建设，就成为极其迫切的工作。
革命不是亦步亦趋的复读机，否则林淮唐就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他只能立刻前往湖南长沙跟着那一位去宣扬湖南独立，或是去办报经商直到十年以后再有所行动，而不是借着辛亥革命的惊涛骇浪，在1912年就建立起横跨广东、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八个省的革命政权，还有动员潜力多达二十万人的革命武装。
“我们的事业……”
林淮唐淡淡道：“我们的事业，要超越历史，否则，我们为何而革命？为着历史的亦步亦趋，为着期待又一个汉唐吗？不是这样的，不止是这样的，革命是一种理想，丧失了理想的革命者，也就不能称之为革命者了。”
林淮唐突然间的这一句话，很让蔡绮洪和黄少通摸不着头脑。不过他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林淮唐很满意厦门方面的城市管理工作，并且有意把厦门经验树立成一个榜样。
黄展云的成功，也证明着另外一点，同盟会的元老之中，老一辈维新变法和革命的士绅之中，也并不是没有能够背叛其阶级、背叛其出身的社会党同道者的。
这让林淮唐，对于他即将和郑祖荫、和廖仲恺进行的那场会议，更有了一重乐观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1912！”
1912，民国元年，这一代的革命者还没有老去、还没有死去、还没有来得及变质，他们之中不乏跟随宋教仁北上的人，但同样也不乏跟随郑祖荫和廖仲恺而留下的人。
林淮唐的眼里，顿时充满了希望。
“广东、福建……华南大有可为。”
林淮唐说道：“我要尽快和荪公，还有广州的廖都督谈一谈合作问题。如果社会党和国民党中的进步派能够合作，广东、福建……两省革命形势将有很大改观，对我们的备战建设，也将有极大的帮助。”
蔡绮洪眯起眼睛，又问道：“君汉这样不信任国会政治吗？君汉，你以为宋教仁的事业，还能吹多长时间？”
林淮唐轻哼一声：“今年六月国会选举正式开始，到明年二月国会选举结束，这短时间，就是我们的遁初先生最后的舞台。国会选举结束以后，袁世凯难道会束手就擒吗？我劝大家不要忘记袁世凯在戊戌年的斑斑劣迹！即便指着洛水起誓，对袁世凯他们这类人来说，难道就不会有高平陵之事吗？”
历史上军事独裁者的君子协定，可信度就和空输的威力一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