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广州起义以来，至今一年有余，虽然经过社会党人的努力，激进的社会主义得到了远较历史上更为广泛的传播。
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依旧很不明显。
像俄国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在此时的民国，就颇为流行。陈炯明也算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还有某湖南不能说名字的人，也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
克鲁泡特金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方法，比起残酷的阶级斗争，确实更引人注目。但只要有确实的引导，一时的克鲁泡特金信徒，未必不能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者。
廖仲恺道：“去年年底的物价战，陈炯明帮了你们极大的忙，社会党能不能把陈炯明当成一个朋友呢？他现在不容见于我们国民党的右派当中，连汪精卫都说陈炯明出卖胡汉民云云，他是没有办法回去的。”
陈炯明在海珠亭事件中算是深度参与者，老实说，林淮唐并不太愿意接受陈炯明来做警卫新军的司令。
但这是廖仲恺的决定，现在社会党要和广东的国民党左派进行坦诚的全面合作，不可能一切都由社会党来主张、一切都由社会党来决定，有些事情，林淮唐是愿意对廖仲恺让利的。
何况陈炯明是空降司令，他在辛亥革命时带出来的东江民军，几乎都在海珠亭事件前后被社会党瓦解。如果社会党连和一个空降司令争夺警卫新军控制权的信心都没有，林淮唐觉得这革命还是别搞为好。
“可以，建立警卫新军，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夷白的安全，我们党当然同意夷白安排一个你自己信得过的人。”
林淮唐又说道：“警卫新军的军械、人员和饷粮问题，夷白可以找蔡绮洪、喻培伦、何子渊等人协助，我们党会以华南大区的全部力量支持你。”
“对了。”林淮唐又提到，“我到广州以后，注意到街上常常见到三民主义学会的牌子和标语，这是夷白做的吧？这种形式很好，能把孙先生的思想、同盟会的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多做推广，绝对是有利于革命的。只是我看了一些你们的材料，感觉其中有一部分主义思想的内容，翻译和论述还都比较草率简陋，印刷质量也不高，这方面——夷白，我们也能合作，中华书局的出版社还可以帮你们印一些材料。”
廖仲恺一下皱起了眉头，他在这方面反而十分谨慎，小心翼翼回答说：
“三民主义学会的形式，确实模仿社会党的君汉主义学会。我们宣传用的材料和书籍，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的，质量可能有不好的地方，这个我会请他们再改进，就不麻烦君汉先生了。”
林淮唐耸耸肩，好像表示着无可无不可的样子。
廖仲恺对社会党的态度很友好，但他毕竟和郑祖荫不一样，不能算是社会党的自己人，只能算是一个朋友。
但搞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敌人搞的少少的，现阶段像廖仲恺这样的朋友，对林淮唐而言还是越多越好。
社会党对广东都督府的影响和渗透，也不会因为廖仲恺拒绝这一建议，便有所削弱……
只要双方还在亲密合作，这个合作过程之中，在组织上、思想上更全面更成熟的社会党，肯定会自然而然地对国民党左派显出不可抵扣的吸引力来。
宋教仁为了进一步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议会党、选举党，不惜删除了“平均地权”的党纲，又在张謇的要求下，把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一项删的只剩下空壳而已。
这样就等于是把思想阵地，拱手让与社会党。
满清退位，共和制度也已经确立，国民党剩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对一般革命者来说又能有多少吸引力呢？
现在各个政党都在喊振兴实业，但喊来喊去，也只有几句空话，只有社会党提出了一套具体而详细的社会革命方案。不管你对社会党的社会革命方案，是持赞成的态度，还是持反对的态度，至少社会党有方案拿给人家讨论去，而不是只喊空话，有和没有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从前孙中山也有民生主义下的一套方案，不管孙中山的方案是不是天真乐观和幼稚，至少他有，这就是一种进步。
从前同盟会讲平均地权，虽然这个平均地权并非计口授田，而只是实行单一税法，从税契入手，包括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收税和将来土地涨价归公等环节。同时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
孙中山的土地改革政策，已经失之于缓，又强调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不能采取激进的武力措施，还反复强调“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
但这毕竟是有，有方案就是一种进步，到现在宋教仁改造国民党，虽然声势浩大，似乎国会第一大党已经在其囊中，却放弃掉了这个“有”，无疑是一种退步。
廖仲恺说道：“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孙先生搞了十几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近来有读君汉先生您的书，也知道了国外有主张民生主义很激烈的一派，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资本家拼命的破坏。”
林淮唐道：“马克思。”
“嗯，德国的马克思一派。还有一派是较为温和，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
林淮唐哑然，他授意何子渊等与廖仲恺私交亲密的社会党人，向廖仲恺灌输了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结果廖仲恺居然还是和陈炯明一样，迷恋上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陈炯明如此，廖仲恺如此，还有光复会的陶成章也是如此，湖南那一位现在的小青年，也是如此。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阵营的矛盾，彻底激化以前，那种改良式的主义，不得不说，确实很吸引人。
林淮唐说：“我这次还带来一些中华书局新翻译和出版的书，夷白有时间可以多看一看、读一读，我们革命者的思想也需要用新知识武装起来。”
“好。”
廖仲恺站了起来，同林淮唐握手：“先生还会在广州多待一段时日吗？”
林淮唐挠着头：“我也想和夷白多聊聊，国民党人之中，你是我最能聊得来的朋友啦！但你我都是公务繁忙之人，而且国会选举也开始了，社会党虽然主张备战以对袁，但我们也要在国会大选中活跃起来，争取更多的同路人和同盟者。工作上的事情，今后也会越来越多，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机会，像今天这样坐着饮茶，与夷白娓娓道来。”
廖仲恺闻言，取下了腕上的手表，交到林淮唐手里说：“这是我和香凝结婚时购买的手表，今天赠给先生，算是做一个分别的纪念。”
林淮唐先是一愣，接着心中一暖，也笑了起来。
他取下自己腕上那块在历次战役中，早就战痕斑斑的黑钢手表，递给了廖仲恺：
“这是去年广州起义时，克公发给我们选锋敢死队队员的计时手表，我用到今天，也赠给夷白。”林淮唐笑笑，又说：“望国民党不忘黄花岗的历史和光荣。”
两人交换手表以后，都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了。
廖仲恺踌躇非常，终于还是长叹一声：“先生什么时候走？我通知孙先生和克强先生，大家一起给您送别。”
林淮唐摇摇手，回声走出会议厅的大门，给廖仲恺留下一道单薄的背影。
“不必麻烦孙黄二公，我的路，我会自己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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