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约法》规定∶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国会组织及议员选举法由临时参议院制定。
因此，1912年5月6日，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二次常会，即把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列为第一议案。经全院委员会审议与大会多次讨论，一致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法大纲》。
接着，北京临时参议院以此为基础，起草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经三读会多数议决通过后，由衰世凯正式颁布。
《国会组织法》共二十二条，首先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次，规定参议院不取地方代表主义，而是由各省省议会每省选十名；蒙古选举会选二十七名；西藏选举会选十名；青海选举会选三名；中央学会选八名；华侨选举会选六名，总计议员二百七十四名。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名额，各省取人口比例主义，每八十万人选议员一名，人口不满八百万的省份，亦得选十名。
蒙古、西藏、青海等地，众议员数量则与参议院数量同额。
但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咨议局额数三分之一为标准，总计议员五百九十六名。
而规定宪法制定以前，两院同时行使临时参议院职权，并特别规定宪法由两院合议，“非两院各有总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会，非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因此，参、众两院虽与一般立宪国家的上、下两院相当，却没有贵族、平民之分，也无职权轻重之别。
关于国会议员的产生，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讨论中，有议员极力主张普通选举，认为《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万不能因选举法之限制，致人民不能行使其选举权”、“如果于民权有所剥夺”、“甚非立法慎重之道”。
还有的提出∶“民国成立之始，又系初次举办国会选举……以年龄满二十岁以上及在选举区住居二年以上者即可，不必过于限制”。
但这些主张均遭到否决。
北京临时参议院有些人甚至说∶现时中国人民程度根本不能实行普通选举，“明知其不可而勉强行之，将必选出一般无智识之议员，不使国家陷于极危险之地不止”云云。
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住居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和教育限制。《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二年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
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二、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蒙、藏、青海得以动产计算）；三、小学以上毕业；四、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
其中一、二两项为财产资格限制，三、四两项为教育资格限制。直接税 是采用日本选举法的说法，包括田赋、所得税和营业税。但中国当时根本不存在所得税和营业税，因此所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实际仅限于地丁、漕粮。
不动产规定为“补充直接税限制之不足，以为纳间接税者提供选举权”，但限于土地、房屋、船舶（包括所有权及抵当权）。
相比之下，教育资格较财产限制稍宽。据临时参议院解释，凡前清生员以上和毕业于六个月以上的近代学堂，并曾在小学以上学校充当教员一年以上者，均当视为与小学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可获得选举权。但
在当时中国教育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具有这种资格的也为数甚少。
议员选举，众议员为复选制。初选以县为选举区，复选合若干初选区组成，每省不超过八区。初选、复选设选举监督，全省设选举总监督，均由各该地方长官充任。其具体步骤是：先于初选阶段选出五十倍于本省名额的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于复选阶段互选产生。蒙古、西藏和青海众议员选举与各省相同。各省参议员选举，则先选举省议员，组织正式省议会，然后以省议员为选举人，进行选举。省议员也须经初选、复选两阶段产生。参议员被选资格与众议员同，但年龄须满三十岁以上，较众议员年满二十五岁为长。
参议员选举其他部分，由于情况各殊，选举法分别作了专门规定。
蒙古和青海，由各选举区划王公世爵、世职为选举人，组织选举会，依所定名额选举，或联合两区以上举行。选举监督以选举会所在地方行政长官充任。
西藏，分前藏、后藏两个选区划，分别由该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会同驻藏办事长官遴选五倍议员名额的人员，于拉萨和扎什伦布组织选举会，各选举五名。
中央学会，由该会会员为选举人选举，但被选举人不以会员为限。中央学会属全国性高级学术团体，依临时参议院所定办法组成。会员无定额，由具备在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或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等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为当选。设立并规定中央学会为选举参议员机关之一，目的是为了选出学问优尚之人为议员。其选举在北京举行，以教育总长充选举监督。
华侨，初定由华侨居住地商会，后增加中华会馆、中华公所、书报社，各选出选举人一名，到京组织选举会进行选举。选举监督以工商总长充任。选举会会员因事不能到会，可委托相当代理人行使其选举权。
袁世凯和宋教仁相互妥协下产生的这部《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相比较林淮唐提倡的《国民大会召集办法》，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选举与被选举的资格认证上，都对中下层国民参政提出了更多限制，而且其中不少环节，允许地方行政力量介入，也给了当权者上下其手的机会。
但袁宋版选举法，也有几点优越处，例如其较重视蒙藏回地区的特殊民情，专门提出了几条应对当地特殊形式的针对性法条，对于增强蒙藏回地区国民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度，有一定帮助。
其次，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长期受到海外华侨的资助，因此宋教仁也力倡国会选举中设立华侨专额，给海外华侨选举权以特殊照顾，这同样可以增强海外华侨群体对于中国的向心力。
但是袁宋版选举法，比对林淮唐版《国民大会召集办法》，也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局限。
如，限制选举的实行，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斥于选举之外，选举法规定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或有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的财产资格才能获得选举权，固然不算太高，但它只能使一部分农民和城乡小资产者获得选举权，广大贫雇农和城镇贫民能获得选举权的则极为有限。
它同时又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因此，即便不受财产限制，多数人也将因此而丧失选举权。由此可见，国会选举实际上与一般劳动人民无缘。
而且林版国大召集法，对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没有性别上的限制。而袁宋般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则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本来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元老革命者中，就不发进步女性，例如大名鼎鼎的鉴湖女侠秋瑾，如果活到现在，以其功勋，竟然也没有参政资格，岂不是非常可笑？
这条消息一经传出，就让国民党中不少的女性党员，当场宣布退出国民党，转而向支持女性参政权的社会党提出入党的申请。
除此以外，袁宋版选举法虽然采取限制选举制，按理应极大程度满足工商资产者的愿望。其实，除少数人外，相当一部分资产者（主要是商人）由于无田产，又未必能在小学毕业或拥有前清功名，显然不具备上述选举资格。
这样，许多拥有动产数万元，乃至于数十万元的中等以上商人，由于缺乏足够数额的不动产，竟然不能拥有参政权利，同样十分荒谬。
总之，这样对比下来，袁宋版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对各阶层国民的吸引力，除了拥有较多田产的封建地主阶层以外，对其余阶层国民，均不如林淮唐提倡的国大召集法那样有魅力。
但作为北洋军和国民党媾和的最大产物，两部法律公布以后，从袁世凯到宋教仁，从段祺瑞到孙中山，南北无数人物，此起彼伏，先后通电响应，表示拥护，又向中国社会党炫耀出了极其强大的政治号召力。
当时林淮唐刚刚从广东、福建回到上海，他正坐着火车，准备从上海再度返回徐州，半路上就收到了国会大选正式开始的消息，看过那些发条以后，林淮唐望着前往悠长的铁路轨道，淡淡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北洋与国民党合作起来，我们也用不着去正面对抗。但国民们将会记住，在国会选举法诞生以前，中国社会党还曾经提出过另一个更完善、更优良的国大召集法。
现在人们普遍愿意接受袁宋版本的国会法，只是因为时势所迫。等将来袁宋般国会，暴露出其问题以后，则社会党提倡的国民大会，也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专程从徐州赶回上海，与林淮唐会面的林时爽问道：“中央同志，也都是这样认为——下一阶段的国会大选，我们要出多少力气投入进去？”
林淮唐手指北方，说：“社会党还是要去北京的，那里毕竟是中国的首都，社会党要在北京建立起组织和属于我们的影响力来，这对将来的决战，会有很大作用。”
北京是北洋军的大本营之一，对社会党人来说无疑是一处龙潭虎穴，但正因为是龙潭虎穴，林淮唐才认为不能不去一试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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