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北京气温渐渐升高，不复昨年冬日时激烈的氛围，城门前不时走过一队摇晃驼铃的北归商旅，中俄交涉的结果虽然还没有确定下来，但市民们光是见到源源不断从张家口返回的驼队，便能感受到一种胜券在握的信心。
口外的大量紧俏商品入城以后，有的直接在街头摊贩叫卖，更多的则转卖给大商家，羊毛将作为纺织的原料，大量乳制品则会进行二次加工，相当一部分骡马则被政府收购，繁荣的气息满溢街头，几乎掩盖住了昨天国民党人、社会党人在街头武斗斗殴留下的痕迹。
北京自古多风沙，特别是三四月间的沙尘暴，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厚厚的黑色尘土伴随驼队而至，大风从西北刮过，飞沙扬砾，白日昏暗，每一家店铺干净明亮的窗几上都迅速堆满灰尘，遍布老北京城内的各家王府、园林，雕梁画栋也好亭台楼阁也好，经过风沙洗礼，除了那些种在草地正中的树稍稍有点光彩以外，其余都被污染得暗淡无光。
刚从南方抵达北京的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大部分成员都是南方人，广东、福建两省籍贯代表占到了全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他们多不习惯幽燕天气，对古老首都的沙尘暴更是毫无心理准备。
众人在前往林公馆以前，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甚至是清理自己的着装。林时爽拿出手帕擦着满是灰尘的鞋子，拍打着满是灰尘的大衣，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几位代表互相传递着粉纸清除眼角的灰尘。
军人出身的林述庆笑呵呵地说：“两年前我们在北伐路上餐风饮露，狼狈之状却也比不上今日。”
众人闻之无不失笑，和南京、上海等地的紧张氛围相比，由于社会党和国民党在北京的基础都比较弱，所以这座民国首都的政治僵持气氛反而减淡许多。
以北京为中心发轫的双十二运动，气息犹在，代表们还能经常在街道上见到一些去年年底张贴出来的爱国标语。
袁世凯辞职下野以后，陆征祥也紧跟其后，不仅宣布辞去总理一职，而且直接逃回老家，曾经参与中俄密约交涉的曹汝霖等人也是如此。
这以后中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短暂中止了十天左右，直到黎元洪抵达北京以后，在林淮唐和段祺瑞的建议下，黎元洪授意顾维钧代理外交次长，出面主持交涉事宜。
当时还在外蒙古境内作战的草原骑兵集团，则没有理会沙俄的警告，继续前进，在今年——即民国二年，1913年年初包围了库伦。
原来态度极为强势的沙俄声音却迅速软化，不仅没有如其前言出兵攻击中国军队，反而在草原骑兵集团包围库伦时撤走了驻库伦的一支军事顾问团。
这既是由于双十二运动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是由于国际环境在此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12年初，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四国缔结了旨在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异族统治的巴尔干同盟，并在1912年10月以马其顿反土耳其起义为契机共同对土耳其宣战。
巴尔干盟国在兵员数量和武器质量，尤其是炮兵数质量和军队战斗训练水平上，均优于土耳其军队。而且这些国家的军队在民族解放斗争目标的鼓舞下，士气高昂，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使得土耳其不得不放弃了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全部欧洲领土。
巴尔干同盟中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国都是和俄国同种同源的斯拉夫人，泛斯拉夫主义兴起以后，俄国更视保护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为沙俄帝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本来巴尔干同盟对土耳其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对沙俄来说也是一项外交胜利。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由于俄国在巴尔干同盟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产的问题上处置不当，致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三个国家围绕马其顿领土的分配问题，矛盾激化，德国、奥匈帝国两国也借机插手，至1913年1月6日，巴尔干同盟即宣告破裂。
随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发生了一场政变，新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拒不接受和约条款，决心重新挑起战火，巴尔干的局势于是急剧地复杂了起来。
和巴尔干相比，外蒙古的问题实在是无足轻重。
更何况现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也插手了巴尔干，正在唆使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军与希腊军采取军事行动，俄国急需在外交上获得协约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
而沙俄若继续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就很可能和日英同盟发生冲突。
两害取其轻，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与外蒙古问题的抉择中，当然会更重视巴尔干。
所以在1913年1月6日巴尔干同盟宣告中止以后，俄国便撤回了其原来部署在库伦的军事顾问团，对中国交涉的强硬口气也大为软化。
现在中俄虽然还没商定新的修约具体条款，然而据顾维钧所言，外交胜利指日可待。
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们，抵达北
京以后，见到氛围重新变得轻松起来的首都，心情也大为宽慰。
他们一路乘坐津浦线火车北上，一边见证着一年计划在江淮地区的种种建设成果，一边见证着社会党在直鲁豫等省区的组织扩展，又如何能够不感到万分的欣慰呢！
林时爽和林述庆两位中执委书记局成员，带着代表团众人来到了林公馆的门前。林淮唐一袭居家单衣，出门相迎，几位已很长时间没能见面的老朋友抱在一处，开怀大笑。
虽然因为大选的事情，社会党现在和国民党关系搞得很僵，各地武斗冲突频频，但胜利才是此刻林淮唐心情的主基调。
“请！大家，快请进！”
公馆内还烧着火炉，林时爽搓了搓手：“徐州煤？还是淮南煤？”
“淮南煤，我就想试试看现在咱们淮南煤的成色怎么样。”
淮南煤炭的开采利用，可上溯到13世纪初的南宋和元代，但较成规模的开采，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寿春镇游击杜兴远以“货弃于地”未免可惜，遂生发出投资采煤、发财致富的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他投资3000银元雇佣100余名工人，来到赵家大山北麓的倪家瓦房前面动工开采。
由于缺乏科学常识，又没有任何采矿的经验，他们把井筒挖成平坡，巷道虽伸进很远，但纵向挖掘不深虽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仅挖掘到浅层的煤渣，不能用作燃料。迨至次年夏春之交，将筹措的经费用尽，不得不宣告开采失败。
寿春镇营务处兼巡防营统领徐吉忠认为杜兴远半途而废十分可惜，于是又筹措2000银元，雇来数十名工人，在原坑上以土法采掘，结果不到1年，也因资金耗尽、仍无收获，导致计划再次落空。
民国元年年初，北伐结束以后，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局势趋于和缓，社会党便首先恢复了大通矿生产，并建成了第一座近代化矿井，还聘请了曾为清廷考察欧美各矿的矿学专家陶运仓到舜耕山复行查勘，在100余里地区进行测绘、预算，并作出了详细的记录、图表。
所以后来社会党中央财经委员会制订一年计划时，就把淮南煤矿作为重点项目之一，矿区范围东起陈家巷，西至安顿铺，东西长计20余里，除从枣庄和贾汪煤矿调来工人八百余名外，还从华南海运公司名下调来了两艘轮船作运输之用。
一年计划对淮南煤矿的投资，先后总额打到了七十五万银元之多，再加上技术和设备上大量利用了山东枣庄煤矿、贾汪煤矿的资源，采取土洋方法结合，利用徐州的一批旧器材重新休整，在大通矿使用。
淮南煤矿沿袭了徐州的工业生产经验，移植了相关的生产安全规章制度以及工会管理方式，煤矿工人们同样采取固定时间工作制，也可以享受工会供销社、俱乐部和夜校的种种福利，不仅工伤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比清廷官督商办的中兴煤矿时期高得多。
经过不到一年的经营，淮南煤矿产煤量不断骤增，并且由于大通矿的煤炭蕴藏量极丰，有利条件很多，越向下挖，煤质越好，至今年年初时已经达到了日产煤近二百吨的成绩。
淮南煤的声名，一时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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