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戏剧共有两幕：推翻旧政权，然后建立新政权。第一幕已经拖得够长了。现在到了上演第二幕的时刻。这一幕是来得越快越好。正如一位伟大革命家所说，‘抓紧吧，朋友，让我们结束这场革命。时间拖得太久，革命的果实也不会到手’。”
——约翰·里德
1913年四月初，中华民国的首届正式国会在从前临时参议院所在地召开了第一次例会，当时国民党势盛，人民革命联盟三党联合才能与国民党匹敌，但是进步党倒戈以后，即便社会党能够取得共和党的全力支持，也无法动摇国民党的优势地位。
四月十二日，国会开幕后两院在众议院召开预备会议，开始讨论选举议长的细则制订问题，国民党还主张于议长选举时用有记名方式，以便其监督党员，进步党则主张用无记名方式，以便收买选票，其他问题的争论，还有对选举议长细则的草拟，国民党主张由主席指定起草员，先起草后讨论，共和党则主张起草员由四党在议场中的临时书记任之，先讨论后起草。
除此以外，对于选举议长细则的起草，国民党也主张两院合起草，进步党、共和党则主张两院分起草，发言者甚多，互相非难，各有党略，相持不下，会议第一天就这样无结果而散。
当天，社会党向国会提交了此前在华东国民大会、华南国民大会、华北国民大会上讨论已经达成一致的土地改革法案，由于国民党反对，未通过，未进入讨论流程；社会党又向国会提交了在华东国大执委会中已经协商通过的共和国纲领宣言，确定民国国体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也被否决，未进入讨论流程。
宋教仁在国会上粉墨登场，连轴转地坐马拉松式演说，他即兴出演，自晨间一直讲演到暮色落下时分，连续讲了六七个小时时间，内容都是围绕议长选举展开，宋教仁坚持议长、副议长选举都采记名投票法。
到会议解散以前，社会党最后一次提交了事关中俄交涉一事的重大表决案，提出国会应当正式否决前一时期袁世凯政府主导的六国银行团善后大借款案，彻底结束这一丧权辱国的借款协议。
善后大借款采用九出十三进的形式，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还要再扣除6%的佣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实际仅有760万英镑，但中国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之多。
丧权辱国处，可想而知。
过去袁世凯主导善后大借款谈判时，包括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内的国民党革命元勋，也都和社会党一起摇旗呐喊，反对卖国借款。
但在国会上，已同北洋集团展开合作的国民党人，又一次否决了社会党提出的表决案，中止借款案未通过，未进入国会讨论流程。
继而参众两院于4月25日结束正副议长选举，张继得129票为参议院议长、王正廷得127票为众议院议长，二人皆国民党籍；众议院议长为共和党籍的汤化龙，副议长亦国民党籍。
这一胜利，当然令采用民主方式占据了国会多数的国民党人弹冠相庆，乃至于喜不自胜，甚至于宋教仁已经开始和蔡锷商讨起如何组织排斥社会党的新联合政府。
此刻无论是林淮唐暂住的林公馆，还是社会党中央委员们下榻的北京福建会馆，都十分安静，在举国如水沸腾的关键时刻，连一个土地改革法案都不愿意进入国会讨论流程的国民党议员们，尚以充沛之体力连轴转地开会、演讲，晚上则与进步党籍的议员及北洋政府的官员觥筹交错，庆贺胜利。
北京的大街小巷上，青年党人间的冲突则愈演愈烈，甚至于开始接近一个月前上海、南京等地的武斗烈度。4月25日当天晚上，一大群从正在实行土地改革的江北盐城、东台等县抵京的搢绅“还乡团”代表，围住了全聚德酒楼，向国民党议员们提交了一份“国民请愿书”。
“请愿书”说明了社会党人在江北地区暴力执行土地改革的情况，缙绅们已经听说了4月12日时国民党议员否决土地改革法案的消息，因此提请希望国会能够发布正式之法令，保障良善爱国缙绅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
国会的下一次开会时间是在4月30日，在这之前，为了制造声势，也是为了声援国民党籍议员，江北、皖北、常州、上海、潮州、惠州、泉州、厦门等地，相继有缙绅“还乡团”代表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国会表态，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消息传出，江淮、潮汕、闽南等地已经分到土地的自耕农、单干户、国营农场员工和复员军人，都受到极大震动。
4月26日，群情激愤的盐城百姓在当地农会的领导下，包围并冲击了国民党盐城党部，与闻讯而来的缙绅“还乡团”发生冲突，造成数人伤亡。
各大报纸，特别是立场上倾向国民党与北洋集团的新闻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事件，并以硕大的标题——“社会党唆使暴力武斗，动摇大选结果”——将矛头直指于中国社会党。
到这时候，社会党中央执委会及书记局
，社会党所属的各类机关报纸、文宣部门，都一反常态地保持了惊人的沉默与冷静。
这似乎给了国民党人巨大鼓舞，保守派或曰稳健派报纸上一片欢呼雀跃，更多的“还乡团”代表涌入北京，为国民党提供声援，并因此造成了“还乡团”与北京部分进步青年间的新摩擦。
4月27日，双十二运动中形成的北京总学联发出号召，大批进步学生前往火车站阻止还乡团代表入京，双方在车站先是发生口角摩擦，继而形成武斗冲突，“还乡团”除了一批缙绅代表外，还包括了地方上的许多团练头子，火车站周围的军警也倾向保护士绅，因此造成学生一方死伤人数远远高于还乡团一方的情况。
翌日，华东总农会、华南总农会联名发出通电，对“还乡团”联名通电中的指责，一一公开做出回应，并以长篇累赘的文字说明了土地改革对于中国自强的重要性，同时还以强有力的实证证据，证明着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满清官产或汉奸财产。
这一通电，普遍被视为是社会党的反击，同天山东总农会代表团也乘坐火车进京，这次轮到“还乡团”围堵火车站，不许农会代表入京向国会请愿了。
双方再度在火车站前大打出手，发生血腥武斗，农会代表团有备而来，强力反击，造成“还乡团”死伤数十人，当场被打死的“还乡团”缙绅代表中，还包括了几名国民党籍议员的子侄亲戚。
事态进一步发酵。
这天深夜，国民党、进步党两党中央理事会联合召开会议，在宋教仁的坚持下，两党多数理事勉强赞成了宋教仁提出的解决方案，希图通过劝说林淮唐出面安抚民众的办法，解决危急的事态。
4月29日，宋教仁、汪精卫、林森等人亲自前往林公馆请求和林淮唐会面，林淮唐以身体有恙为理由拒绝，随后黄兴又亲至林公馆请求会谈，林淮唐出面与黄兴相谈数十分钟，提出希望在明日的国会例会上讨论这些问题。
在北京的社会党人，依旧保持着让宋教仁和蔡锷都感到诧异的沉默。
由于街头暴力愈演愈烈，特别是地方上“还乡团”和农会的武斗、械斗规模与日俱增，在山东莱芜和广东惠州都发生了总人数超过五千人的大规模武斗，其中惠州冲突已经造成了农会会员伤103人、死9人和还乡团伤287人、死61人的惨案。
国民党方面，对于林淮唐声言在30号国会例会上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提议，意见两极分化。宋教仁倾向于接受林淮唐的建议，由国会商榷解决问题，但国民党内部多数党员都认为近期发生的大量冲突事件，根子都在于社会党不愿意接受国会大选失败的结果，是社会党在故意煽动暴力，以期推翻大选结果，根本没有必要在国会上商榷这一问题。
国民党内部对于社会党不承认失败的态度，同样群情激愤，宋教仁的“退让妥协”策略，更让国民党人感到愤怒。
作为对社会党“煽动暴力”之举的回应，沉寂一年之久的孙中山终于再度发声，他与袁世凯在国会例会召开以前，于河南项城联名发出的“艳电”，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强烈谴责了社会党“煽动暴力”的行为，并对于土地改革问题，明确表示短时期内绝不可能付诸国会讨论。
艳电一出天下惊，国民党与北洋集团的立场破天荒地完全统一了起来。
30日，大批北洋军官兵进入北京城内，重点监视社会党各党部、北京工会各分会、北京各大高等院校和学联总部、全国农会各代表团驻地，以防万一之举。
随后，林淮唐亲自领衔社会党人，于国会第二次例会上再次提交《土地改革临时纲领》。
经参众两院全体议员表决，由于绝对多数议员之反对，纲领未获通过，不进入国会讨论流程。
中国社会党全体337席议员，在林淮唐带领下退场，全数缺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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