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党、朝鲜劳动党、日本社会党……还有越南社会党，亚东这几个社会党的合并，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那读报的青年人座旁，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留威廉胡的中年学究，他领子上别了一副眼镜，看起来教授模样十足，很有气派。
“徐校长。”读报青年站起身来，语气十分尊敬，“亚东四党合并，有智识的人都以为这是二十世纪石破天惊的一桩大好事。从全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角度来看，也是从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经济的发展来看，唯独在亚东地区，最适合将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形成一股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对内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革命洪流。”
马尚德很快就感觉这人话里话外，似乎是在讥讽自己为“无智识之人”，马上脸色就不大好看起来。但他脾气虽然火爆，却一贯与人为善，只有遇到不公之事时才会发一发暴躁的脾性，绝不会因为几句话说不到一起便迁怒他人。
车厢另一排的胖商人双手抬起自己鼻梁上的圆框眼镜，眯起眼仔细观察了“徐校长”几眼，顿时惊呼：“他不是湖南人民大学的校长徐特立先生吗！”
之前不爱理那胖商人的洋学生也吃了一惊：“湖南人大？那可是副部级的大学，你不是认错了吧。”
“我就是从湖南过来的，报上常常看到他的照片，怎会认错？”
湖南人民大学是由清末民初的长沙师范学校改办而来，社会党夺取中华民国的中央政权以后，很早就提出了每个省份至少要建设一所人民大学的计划。
这些人民大学都是由文教委和教育部直辖办理，当地省、市政府协办，学校的办校和教育经费也大多由中央直接拨款，所以在师资和财力上都比较宽裕，普遍被认为是这时候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更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由于人民大学的经费多来自于中央拨款，所以对学生除了收取少量的课本费用以外，几乎完全不收取任何学费。
不过人民大学虽然几乎不收任何学费，却经常性要求学生参与实习工作，从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开始，学生差不多就是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一半时间在国营的企业和工厂参与职业性的工作。各省人民大学都会和本省或外省的行业性工会、大型国营企业和工厂签订协议，提出除极个别特殊工厂外，所有企业必须提供各种实习工作岗位，确保有充分的实习岗位来支撑这一体制。
双元制的教育模式对学生来说，占用了相当多的学习时间，但也可以与就业实现无缝对接，还有实习工资可拿。对于企业和行业协会来说，通过实习，可提前挑选合适的人才进行定点培养。
这种模式最大的缺点，可能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科研实力，而且这种模式需要建立在工人地位较高的社会风气之上，否则大学生是很难接受到工厂进行职业培训的。
徐特立就是湖南人民大学的校长，但他今年已经调任为吉林人民大学校长，此行出关北上，就是要到长春去。
“四党组织成东亚社会党联盟，这件事从去年年底一直谈到今年下半年，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开了七八次峰会，其他大小会议更是不计其数，林主席还为此专程去东京待了三个多月时间，你说重要不重要？”
徐特立说起话来声音很有磁性，面带笑容又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很容易博得别人的好感。马尚德的怒发冲冠，到这位徐校长面前也发作不起来，只是犹自不快道：“东北老百姓都很不解林主席的做法，特别是大家听说不少打了败仗的日本人，还要被林主席请回东北做什么顾问、做什么教官，更加不能理解。这帮手下败将，不说红军打去日本，怎么也不该允许日本人再回来东北啊。”
四党联盟是中国社会党党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直到今年也就是1919年的7月1日才正式谈妥，日本社会党、朝鲜劳动党、越南社会党三党的领导人在林淮唐亲自出面邀请之下，齐聚浙江嘉兴签署了《社会党联盟理事会章程》，此后在7月2日直到7月31日为止，又召开了共有五百多名代表参加的社会党联盟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除了通过基础的章程以外，还陆续讨论了若干更为复杂的细节问题。
例如在联盟理事会这个四党协调机关名单的问题上，是以类似两院制的形式，有40％的代表是按原中国社会党人员占30%、原日本社会党党员占30%、原朝鲜劳动党党员占30%，只有本土尚未解放，目前主要还是在中国境内活动，党员数量和影响力都还比较小的越南社会党占10％。余下的60%代表，则是按照四党总党员流量，采取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形式选出。
以中日彼时的实力对比，更遑论以朝鲜的实力地位，四党联盟理事会名单的比例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党方面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让步，以此争取事实上吸收日本社会党和朝鲜劳动党的合并。
但在中国国内也好，还是在日、朝两国，四党合并一事还是激起无限波澜。在中国，特别是在刚刚结束战争只有一年一多时间的东北，老百姓们普遍不能理解昨天还在打生打死的日本人，怎么转眼间就成了他们最信任和敬爱的“党”的盟友了呢？
在朝鲜，也有不少独立志士认为中国人的做法和日本没什么区别，什么社会党联盟，无非就是中国社会党吞并了朝鲜劳动党，下一步或许就又是当年日韩合并的重演。
在日本，当初北一辉镇压秋山好古的二次政变时，西园寺公望在犹豫不决之间选择了倒向日本社会党一方，使日本社会党事实上主导了日本新政府，平成女天皇也站在日本社会党一方，但陆军、华族、官僚和财阀的叛乱还是此起披伏。
虽然片山潜正在大力推进《农地解放法案》，在土地买卖方面规定全国平均水田的出卖价格为地租的40倍，旱田为地租的48倍，允许农民既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款，也可以选择分期24年付款的方式买回土地，希图用和平方式完成土地革命。但这种做法当然不能得到地主阶层的谅解，农村叛乱愈演愈烈，一般农民对这种折中政策也很不满，特别是在了解到中国的武力土改的情形以后，日本国内农民更激烈希望尽快像中国一样推行武装土改。
第一次《农地解放法案》只有在推广以货币缴纳地租一项上，比较成功，在另一项重要的改革计划限制地主保留土地在5町步以内这方面，就十分失败。
地主阶层普遍不愿意接受这种限制，农民则认为地主保留5町步土地都未免太多，何况在关东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农村里，土地超过5町步的地主寥寥无几，如果目前的农地改革方案得不到修改，那么这两县的佃农、自耕农基本无人能够受惠。
同时期，林淮唐也针对台湾和朝鲜现状提出了中国社会党版本的和平土改方案：在收买地主土地时，3町步以内者给全价，3至6町步的部分给半价，6町步以上者无偿收回。政府所购土地优先出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售地价格也只为买地价格的一半，并且不允许购买者和地主直接进行交易，而要通过政府机关进行买卖。
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国内以后，一般农民阶层就都很拥护四党合并一事，在千叶县和埼玉县甚至还有农民修建了所谓的君汉神社，用于供奉君汉大明神。
对于日本社会党党内而言，四党联盟一事无疑有做“日奸”的嫌疑。可日本社会党如今在兵运问题、和平土改问题、米骚动问题和财政整理问题上都面临危机，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陆军政权、海军政权自灭的覆辙，因此也急于在各方面得到中国社会党的鼎力支持。
特别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
日本社会党虽然赞成将台湾和旅大归还中国，也赞成朝鲜恢复独立，但现在日本社会党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实际上的执政党，那就必须面临日本丧失韩、台以后的经济体系崩溃问题。
一旦朝鲜独立、台湾归华，那么日本经济赖以维持的铁矿、煤矿、大米、糖等等原料都将丧失来源，自“满韩战争”末期以来行将瓦解的国民经济也会一口气崩溃。
这时候，林淮唐提出的四党合并的附属条款，就很值得片山潜、北一辉等人考虑了。
四党联盟理事会成立以后，中国、朝鲜、日本和将来独立的越南四国间，将按照《东亚公社共和国联盟条约》相互开放国境线，创造共同市场，取消四国间的关税，允许四国间人员、商品、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这也就意味着，对日本来说哪怕在政治上失去了朝鲜和台湾，但只要实现四党合并，就可以继续在经济上和朝鲜、台湾处于同一个共同市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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